1949年至今中国的政教关系发生了明显的改变，为海内外所关注。3月7日晚，香港中文大学崇基神学院教授邢福增在北加州一场名为“中国的跃动”的英文会议上，系统介绍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政教关系。邢教授曾对1949年之后中国基督教历史以及政教关系做过多年深入研究。

邢教授说，刚刚过去的2008年对中国来说是个非常特殊的年份，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改革开放时代的来临，30年来中国社会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虽然改革开放主要在经济领域发展，但经济改革无可避免地在思想和社会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一方面，中国从毛泽东时代的“革命救世主义”（Messianism）转向理性主义，思想领域的“非意识形态化”导致思想解放的新格局，另方面，中国亦逐步摆脱“泛政治化社会”（political society）的桎梏，党国（Party-State）与社会的关系经历了复杂的重构与定位。毋庸置疑，上述转变在宗教领域亦带来根本性的影响。

具体来说，中国时下是用实用主义来处理政教关系，30年来中国管理宗教的模式有明显的变化。旧的模式是认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但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信徒的数字呈倍数的增长，比如基督徒1949年是100万，1982年是300万，现在官方公布的数字是2100万，所以如何处理宗教是对中国一个很大的挑战。

旧的模式里面，马克思主义说宗教有一天会消失。但1982年中国官方文件里面有说要新的观念来看待宗教，说到第一是要重新思想什么叫做消灭宗教，一些人开始觉得这是不切实际的，第二是有人认为虽然宗教有一天会消失，但之前宗教总是有它存在的价值。

到了上个世界80年代中期，中国官方已经放弃了旧的观点，表示要重新面对宗教在国家中扮演的角色，但无论如何马克思主义对于宗教的观念仍旧存在于中国。

2000、2001年时，当时的中国国家领袖江泽民表示，我们的共产主义者是唯物论者，不相信宗教主义，但是我们会尊重宗教的观念。他们对宗教工作者的观念是需要注重宗教正面的价值，他们甚至认为很久以后阶级会消失，但是可能当时还有宗教存在着。这时中国认识到宗教有它的地位。

2002年，江泽民说宗教存在的时间甚至能够超过阶级。当时，认为消灭宗教的想法已经成为一个边缘化的想法。江泽民说要按照正确的态度看待宗教，我们需要大家来爱国，但是我们也要改变，虽然不相信宗教，但是他们能够对社会发挥积极的作用，宗教不应该被看作是社会异化的力量。

关于国家如何管理宗教的问题，邢教授讲到，1982年中国宪法中清楚的说到，国家不应该干预宗教。2002年，江泽民说，宗教也具有国家利益，应该接受国家的管制，所谓的宗教自由不应该用作抵抗国家的理由，宗教不能干预国家政策，违抗政治的权柄。早在1949年，官方就尽量区分宗教与迷信是不同的，于是官方认可了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道教和佛教五大宗教，并且建这些宗教的联会，给他们一种垄断的力量，通过这五大宗教来区别于邪教、封建迷信等。国家也设立了国家宗教局，成为控制宗教的主要工具，跟着成立了一个爱国宗教组织，他们的目标是定性宗教是个爱国的组织，用一个统一的组织来控制宗教。另外，还有“属地管理”的政策，即每个地区的宗教由当地官员进行管理。通过各种管理制度，把其它的宗教以及组织消除。

不过，他们发现仍旧有控制不了的力量，所以他们需要其它方法来控制其它的宗教。比如，五大认可宗教之外的宗教与组织，就说他们没有好好遵守法律。这样，家庭教会组织很快成为让官方头疼的问题。还有其它问题，比如如何转化国家与宗教的关系，民间宗教问题、还有出国人士接触到国外宗教，接受宗教的海归人士携宗教归来...这些都是需要面对的问题。

最后，邢教授总结结论说：过去的30年，中国在提倡新的模式来管理宗教。市场对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对宗教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改革开放的原则是市场经济，不过这个原则没有被国家用来管理宗教。有的还是抱着宗教是鸦片的概念，还有觉得宗教是有价值的，也有人说要用长期和短期的眼光看待宗教，即长期看是宗教要消失，但短期看还是有积极作用，各种不同的想法都存在。

现在的中国国家领袖胡锦涛说要强调宗教价值，推动宗教价值的实现，对国家和社会产生贡献，并且要提防“消灭宗教”的极左思想的影响，还有注意宗教渗透的问题。

邢教授说，看中国的话，到底如何处理宗教自由与宗教的关系，宗教自由与言论自由的关系，如何开放宗教市场，宗教团体如何成为自立的公民组织等等，这都是我们要探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