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人被称为 “中国的犹太人”，如果说之前这一比喻更多的被用来形容温州人在商业领域的智慧与坚忍，那么，以基督教为主的宗教信仰在温州的勃兴，则让这个称呼变得更加名副其实，越来越多的温州人和犹太人一样，信奉同一个上帝。

“温州是受神祝福的地方。”当地一名教士说。从1867年内地会传教士曹雅直把福音传入温州之后，温州就已成为中国基督信仰的重镇。在解放前，温州的基督教徒一度达到了7万之众，约占全国总数的十分之一。建国后，尤其是“文革”期间，基督教信仰一度在温州销声匿迹，但改革开放后，温州基督教信仰开始复兴，并因其深厚的积淀使这一信仰更加盛况空前。据浙江大学基督教与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陈村富教授估计，“大约10%-15%的温州人信仰基督教”，这在中国是一个很高的比例。

与宗教的复兴相伴随的，是温州经济的飞速发展。这一发展衍生出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私人经济部门和宗教开始出现融合迹象，并因此产生了一个新的群体——老板基督徒。

老板基督徒崛起

“老板基督徒”这一提法是陈村富的创造。2003年，陈村富赴浙江温州调研，他发现，市场经济条件下，温州的基督教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除了过去的农民教徒群体、城市街道教徒群体外，温州正在出现一个以“老板教徒”为主的新兴教徒群体。陈村富这么定义这个群体：他是教徒，但他们的职业，他们的经济，他的生活方式，都是现代经济的产物，跟现代经济紧密相关。这些老板基督徒类似于14至15世纪欧洲新兴城市形成时的市民，所以也可称之为“市民身份基督徒”。

从陈村富对温州市四个教堂的调研数据来看，从1980年代初到2000年初的这段时间里，个体经营者(俗称老板)和大公司、企业高层人士增长很快，这些人基本占到教堂礼拜人数的50%上下，“实际上要超过这个数字，因为做生意的人到教堂做礼拜的不多，越是做大生意的，越是少在教堂露面。”陈村富说。

教会中的“老板基督徒”大概可分为两类：一种是开始便具有基督教信仰，经过不断奋斗，从农民甚至打工者，一跃成为企业家；还有一种便是一些企业家接触到基督教信仰后，认为其适合自己的企业管理及自身的信仰需求，进而受洗入教的。

他们大多从事小商品加工、开个体经销店，少数人成了承包商、批发商、股份公司的股东、董事或经理。对现代化的经营管理，他们还是比较生疏，但与此同时，这些老板基督徒又是温州教会资产、教堂建设、教会管理的主力，他们财力雄厚、见识广，社会联系多，能量大。教会要扩建或者新建教堂，举办各种职业培训班，以及和其他教会的协作交流都要办复杂的申请手续，神父、牧师大多不善于交际，但这些老板基督徒出场往往可以办成。温州神力集团董事长郑胜涛就是一名典型的老板基督徒，他既是基督教虔诚的信奉者，又是温州市政协副主席和温州商会的会长。他在温州宗教界和商界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随着老板基督徒数量的增加，温州出现了一些较大规模的企业家团契(基督教特定聚会的名称，其旨在增进基督徒和慕道友共同追求信仰的信心和相互分享、帮助的集体情谊)。据温州神力教会林朝阳牧师介绍，该教会每月都会有企业家团契，一般会有100多人参加，而这“是温州最小的一个企业家团契”。这些企业家在团契中学习宗教经典，交流自己的心得和感悟，包括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困扰。

“其实在教会里面是要寻找一种安宁、平静的心，而且在教会里面，跟教徒们在一起，没有生意场上为了利益的你争我斗，没有竞争，没有防备，大家在这里是开放的。”小林鞋材总经理蔡小东说。

这种企业家团契既是企业家进行宗教活动的产物，同时又强化了“老板基督徒”这个群体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企业家团契的活跃，正是温州老板基督徒崛起的例证。

商业道德振兴的力量

马克斯·韦伯说过：“当追求财富与道德自律同步发展时，才能达到现代企业家的最高境界。”在这一点上，基督教企业家有其自身的优势。

据陈村富的调查，对于雇工做老板，有64.1%的人认为必须荣神益人和守法。这说明基督徒做生意的职业道德观念。现在很多非教徒老板残酷对待员工，违法乱纪，弄虚作假，欺骗消费者，对此教徒们和老板都很反感。而基督徒企业家们往往信誉高，所以顾客大多喜欢买他们的东西。这也是温州一带教徒们开店做生意一般比别人好的原因。

华东师范大学宗教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李向平认为，当老板基督徒设法把一个职业群体与信仰群体整合起来的时候，一个职业共同体也就得以建设起来了，甚至是在使用职业共同体的途径来重建社会规范、社会信任乃至社会信仰。

在温州已经做了十多年鞋材生意的蔡小东对此深有体会，“我们办企业做产品，无论从信仰来说，还是做人来说，我们有一个不变的原则，做生意就要诚信做生意，跟客户讲好的东西，品质怎么样，质量怎么样，我们就按照这个质量做，这方面我们比较注重。”

蔡小东在日常生意往来中也会遇到一些实际的问题。现在一些老板，去外面玩，KTV、打扑克赌博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但是对与基督教徒来说，他们会对自己有一个严格的把关。他也承认，这样无形当中，一些业务会受到影响，“但我有信仰的缘故，有时候可能必须承受这方面的损失。”他说。

周忠信是具有基督教背景的温州华福慈善基金会的一名负责人，他同时也是一名商人。他告诉记者，他去年放弃了一笔100多万的政府生意，原因是这笔生意需要走关系，而这与他的信仰不符。周强调这个取舍过程并不痛苦，原因是“在这里失去的，上帝会在别的地方给我”。

这或许是温州的老板基督徒财富观的特殊之处。他们也有赚钱的冲动，但基督徒老板能比较好地克制自己的欲望。一位老板认为，“人的欲望也是没有底的，你现在赚1万，有了1万你会想10万，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是寻找一种平衡，一种满足感。信仰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依靠，我们得到耶稣，其他东西就会看得很淡。”

老板基督徒多是大量财富的拥有者，但是在对个人财富的处理上，他们大多喜欢强调自己是在“替上帝保管钱财”。“说到基督徒赚钱的目的，其实我们知道这个钱也是上帝给我们的，这个钱是上帝让我们去管理的，我们是管理者，他是主人。那么我们这个钱怎么用得合意，怎么样用恰当，很要紧，所以我们不会花天酒地。但是我们对比如说公益事业、社会关怀，比如说教会的帮助，则是义不容辞的，有时候甚至会大手笔地拿出去的。”蔡小东说。

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认为，温州民营经济之所以这么发达，也是建立在一种社会诚信基础上，不是说国家的法律和国家意志强制它遵纪守法，而是一定要要守诚信，是发自内心的，“之所以能形成这种诚信的环境，我认为宗教的因素在其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他说。

信仰与世俗化的矛盾

凡世的人信仰超出世间的神，必然产生世俗与超世的矛盾。凡人生活在现实世界中，处于各种社会关系和各种社会矛盾中，他追求超越，然而他还是必须解决肉体生存和种族延续的基本需要。在西方，宗教的确拖动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但是，在于商业的融合中，宗教的世俗化倾向也愈加明显，其表现就是宗教观念同资本主义生产相一致，宗教伦理同世俗功利主义伦理相协调，所导致的结果就是20世纪后半叶集中表现出来的宗教在现实生活中的“淡出”和削弱。这一点，在温州并非毫无征兆。

陈村富的调查中有一项，如果外出打工、经商而无法做礼拜怎么办，在被调查的248人中，有54人认为“可以免去”，认为可以在家读经代替者有166人，占66.94%。陈村富认为，在市场经济冲击下，实际上许多年轻教徒开始把赚钱看得比信仰重要。

而老板基督徒面临的世俗化诱惑更为明显。一位老板基督徒说：“办企业会时常牵扯到利益和信仰上的矛盾，往往很挣扎。有的时候也会妥协，会按照世俗的方法去做。但是往往做完以后，自己的良心就会受到谴责，圣灵就会在里面感动——你这样做是不合适的。”

实际上，类似的心灵困境时有发生，老板基督徒的化解方式也不尽相同。例如很多老板基督徒在是否送礼、是否陪客户去KTV的问题上，采取了一套世俗化的解决方案。他们自身大多坚决不参与此类行为，但却会默许手下去做。

不可否认，很多基督教徒都试图用宗教教义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但在俗世大环境中，很多企业家甚至无法意识到自己已经与《圣经》的教义背道而驰。在温州，大多数企业家在雇工劳动时间上都无法执行国家法定标准，甚至有的工人每个月只能休息一两天，这其中也包括了一些基督教企业。然而这些企业似乎并未意识到这一行为在法律上和信仰上的不妥，因为 “大家都是这样”。我们无法确认这是无意识之过还是选择性忽略。

尽管赵晓等学者呼吁把基督教信仰引入市场经济，但复旦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刘平担心，如果世俗化的问题得不到解决，中国可能会重蹈西方的覆辙，即经济越强大，信仰却越脆弱。“如果说基督教在中国真正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很可能是因为基督教越来越衰败了，因为它越来越世俗化了，因为中国社会特别世俗化，中国的世俗能力特别强，同化能力特别强。”刘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