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学校是西籍传教士在华布道的“副产品”，最初作为传教工具，培养传道人和教育信徒子弟。中国最早的教会学校可以追溯到1839年美国人布朗在澳门开办的马礼逊学堂。伴随着传教的深入，教会学校也不断增加。到1875年左右，基督教传教士开办的学校约有350所，学生有6000人，虽以小学为主，但教会中学也开始出现。至1899年，教会学校达到1766所，学生人数增加到3万多人。此时，在华的几乎所有重要的传教中心都开设一所小学。与此同时，一些教会大学也在全国各中心城市建立起来。到20世纪初，中国的基督教教育系统已经初具规模。随着基督教学校力量的壮大和作用的增强，传教士已不再简单地把它们看作布道的工具，而是不断提高其专业水平，引入西方近代的学校课程，以培育有影响力的各种人才。基督教学校开启了中国的近代教育，西方的学校体育也经由基督教学校进入中国。

一、体育教育在基督教学校的兴起与扩展

基督教学校开展体育教育经历了一个过程，最初只是在课余活动中进行一些和缓而简单的活动，而后逐渐引入一些体操课程，并经过一些学校的示范，逐渐推广开来。

（一）以“游戏”代体育

在基督教学校的早期课程设置中，体育课尚不能列入正式安排。当时传教士普遍认为基督教学校最应当开设的6类课程是宗教、地理、历史、数学、科学和语言，他们虽然同样重视身体训练，但还只是把它看作一种课余游戏，而不是必须学习的课程。1884年基督教会在江苏镇江设立的女校，教学科目列有“体操”，但依据《校规》：“本校上课每日从8∶00开始，11∶30午食，午后的上课从1∶00-4∶00结束。在休息时间使用已准备好的器具，各自进行游戏，学生不得私出校门，不得心不在焉或往校门外眺望。”可见该校主要是利用休息时间让学生自由进行，其目的还只是消遣娱乐。尽管这一时期基督教学校还没有正式开设体育课，但以“游戏”为组织形式的体育活动已经被纳入到学校的教学管理。

（二）圣约翰大学模式及其推广

率先发展体育教育而成效较好的是沿海的一些基督教大学。基督教大学自19世纪80年代以后，相继在中国的主要城市出现。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就是其中较早的一个，它的前身是开办于1879年的圣约翰书院。圣约翰大学非常重视体育教育并逐渐形成了特有的模式。

倡导体育最力者是书院院长卜航济，他坚持一定让学生参加体育锻炼，以使他们拥有强健的体魄。为此，他专门组织了一个射箭俱乐部，每周拿出一个晚上聚会。1895年甲午战争后，圣大教师利用学生中勃兴的军事热情，开始培训一个班级的学生进行军事操练。其中圣大自然科学教授顾斐德获有医学博士学位，又曾接受过军事课程方面的培训，在这项活动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军事操练课起初只是进行一些行军、编队训练，之后逐渐引进了简单的哑铃操和瓶棒操等体育活动，而后，这些操练又从自愿的练习活动引入到一般的大学课程中去，成为所有学生所必须通过的训练。圣约翰大学规定每周每天早晨7∶10，全体学生集合作15分钟的哑铃操；每周一、三、五要做军体操。并鼓励他们参加半年一次运动会。到1902年，学生对户外体育活动已经培养起了极大的热情。每天下午4∶30后，学生们都会来到操场进行各种活动，有跑步、攀爬、游泳、网球等，此外也经常进行军体操和健身操。

圣约翰大学从迎合学生的兴趣开始，到逐渐增加合适的身体训练活动，再到把这种活动变成每个学生的必修课，变成了每天的课余锻炼，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模式。1899年，在基督教中国教育会第三次“三年会议”上，顾斐德被邀请向来自全国各地的基督教教育者介绍“圣大模式”。

顾斐德在介绍经验之前，首先强调了体育的重要意义。他认为积极的训练是“身体的自然法则”，而在一定范围内的训练“以提高和发展肌肉系统、调整各个器官的功能、提高感官能力、增强力量、提高消化功能、坚固神经、保持愉悦”。顾斐德还告诫大家要始终坚信“健康的身体是所有体力、脑力、道德、精神发展的基础”。

然后，顾斐德就体育训练的目标、内容、具体的方法等向其他基督教学校传授经验。他还呼吁把体育教育引入女子学校，因为“中国女孩的身体处于很不发展的状态，应该在发展智力时，也同时发展身体”，而对于女孩来讲“柔软体操是最适合的，如果配上合适的音乐会很有趣”。

顾斐德对“圣大模式”的介绍和对女子体育教育的强调引起了各地基督教学校对身体训练的重视。培真学堂秋季课程单规定，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5∶00~5∶30为体操课；由美以美会开办的女塾的功课章程也规定，“学生每年需要学习体操课程”。随着“圣大模式”的推广和基督教教育者对体育的逐渐重视，到20世纪初，正规的体育课程普遍在基督教学校出现。

（三）体育教育在基督教学校的全面开展

圣约翰大学模式的推广无疑加快了体育课程在基督教学校的设立，而于1909年召开的基督教中国教育会第六次“三年会议”则在更深的意义上强调了体育训练的重要意义，促进了体育教育在基督教学校的全面开展。

此次会议于1909年5月19日~22日在上海举行，爱克斯纳博士就体育训练问题做了精彩的报告，他引用西方的科学知识论证了健康身体同智力之间的密切关系。他说健康的身体为智力活动提供能量，广泛的肌肉训练对发展大脑是必须的，大脑的良好发展要建立在大量身体训练的基础上。为进一步论证这一观点，他还引用了西方国家最新的调查结果，“在耶鲁大学里，第一等的奖学金总是被那些体育最好的人拿到；在哈佛等大学，最高奖学金也同样被体育最好的人获得”，同样的现象也得到英国和俄国等科学家的论证。正是基于上述认识，爱克斯纳博士在大会上呼吁各级基督教学校应该把体育课程同科学课程、哲学课程和语言课程一样平等看待，在课程教学和训练方法上要有专门受过训练的人来指导。继此次大会以后，体育正式确立了在基督教学校课程中不可或缺的地位。例如在广州基督教教育会对初等小学和高等小学的课程安排中，“体操”作为必修的体育课程取得了同圣经、国文、地理、历史等课程同等的地位。体育作为必修课列入学校的教学计划，标志着体育教育在基督教学校得到正式开展。

二、基督教学校体育教育的形式及内容

基督教学校在开展体育教育之初，先对每位学生的身体进行检查，然后在此基础再进行课程教学和开展课外活动。

（一）定期身体检查

在基督教学校看来，只有对学生的身体状况有基本的了解，才能进行合适的身体训练。为此，基督教学校每年一次或两次对所有在校学生进行身体检查。以武汉地区的文华中学为例，学校于每学期初对所有录取学生进行体格检查，“以防传染性之暗疾，混入学校，妨害同学健康。至无传染力之心脏病，一经查出，亦必须告患者，以免运动时骤生危险。”此外，基督教学校还对学生分年级进行身体效率测试，以检测学生在成长、技术、速度、力量和耐力方面是否达标，并将测试结果记录下来向家长汇报。

（二）课程体育教学

基督教学校较早开设的体育课程为体操课，从每周两次到多次不等。上课时，要求学生衣着要宽松、透气、透热。军事操练课每次约45分钟，而哑铃操和瓶状棒操每次约半个小时。哑铃练习可以锻炼全身的肌肉，保持身体两部分的平衡。瓶状棒操主要是练习身体的上半部分，它可以使肩膀变宽，增强胸部、背部和手臂的力量。而且它还有利于身体的平衡和塑造优雅的身姿，特别是对久坐课堂的学生来说帮助更大。而这些体操训练对所有的人都非常有帮助。它们不仅可以提高身体的力量，而且可以教会学生如何更经济地使用身体的力量。早期基督教女校开展的体育课程主要是柔软体操，在音乐的伴奏下进行简单的身体活动。

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体育教育的推广和专业体育教师的引进，基督教学校的体育课程丰富起来。较早引入学校的是一些田径项目，赛跑、跳高、跨栏等，而后各种球类课程也开展起来，如篮球、足球、棒球、网球等。因基督教学校由英美等西方国家的不同教会开办，因此在体育教学上也表现出一定的差异。在中国南部的一些地区如福建、香港和广东等地，基督教学校多由英人开办，因此体育活动的风格是缓慢而稳健型，英式足球、板球和曲棍球比较流行。在中国中部，多数基督教学校由美国人建立，体育活动的风格是速度型和准确型，因而棒球和篮球比较盛行。基督教学校不仅教授学生各种运动类体育课程，还传授他们基本的生理卫生知识。1923年2月，华东基督教教育会就指示所属基督教学校的体育教育应该包括，“在各个年级开设有关健康习惯和个人卫生的课程，介绍有关身体、解剖学和生理学的有关知识，讲授公共健康学和学校卫生学的知识以及定期举行有关健康问题的报告等。”因为在基督教学校看来，学生了解基本的解剖学、生理学、卫生学的知识对于进行身体训练是非常必要的。

（三）课外体育活动

基督教学校除进行正常的体育教学外，还在课外安排大量的体育活动。学校开展的课外体育活动形式很多，既有于日常课间在教室里面举行的徒手体操练习，“每次3-5分钟，可以消除脑部疲劳，养成正确的休息方式”；也有每周分年级举行的跑步、体操和群体游戏等。

基督教学校一般都根据学生的爱好及特长组建各种体育运动队，如华中大学在学生中就设有足球队、排球队、篮球队、网球队、女子排球队等，每一个球队都有外籍教师作指导，并设有队长和专门的干事。同地区的基督教学校之间经常开展一些体育比赛。早在19世纪末，上海圣约翰书院就成立了体育会，主办校内外竞赛活动。从1904—1908年，圣约翰大学、英华书院、苏州东吴大学和南洋公学等组织的中华大学联合体育90武汉体育会共举行了5届田径赛。山东烟台汇文书院等基督教学校于1898年开始举行以各种游戏性赛跑项目为主的雏形田径运动会。北京的汇文书院与河北通州的协和书院等校际田径赛，也于1905年前后开展起来。随着体育教育的推广，这种校间的体育比赛进一步向外扩展，而基督教学校也成为各种运动会的主力军。如1913年在马尼拉召开的第1届远东运动会上，中华田径队26名选手共获36分，其中来自上海圣约翰大学的5名选手就取得26分。武汉的各基督教学校也纷纷组织代表队参加本区的运动大会和湖北省的运动大会等。

三、基督教学校体育教育的理念及影响

基督教学校开展体育活动，对学生进行身体训练，形成了独特的教育理念。

（一）“事业寓于健康的身体”

基督教学校认为对学生进行体育教育非常重要。因为进行锻炼、增强体质，不仅是个体全面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智力、道德、精神发展的基础。从基督教的观点看，上帝造人“就是为了让他有一副强健的体魄”。基督教教育者们也认为运动和积极的练习同欢笑、娱乐一样是身体的自然法则，“如果忽略此，就不可能达到自我的完美境界”，而且“健康、力量和人性美的自然结合是最美好的事情”。个体全面、完美的发展，只有通过明智、和谐的训练获得；因为在一定范围内的良好身体训练“可以提高和发展肌肉系统、调整各个器官的功能、提高感官能力、增强力量、提高消化功能、坚固神经、保持愉悦等”。基督教学校的教育者正是抱有这种理念，才非常重视体育教育，以使学生的身心得到全面发展。

（二）注重培养体育精神

体育不仅锻炼身体、促进个体身心的全面发展，而且可以塑造良善的人格，培养公民道德。在基督教教育者看来，体育包括运动、比赛和游戏是进行间接道德训练的有效方式。在他们看来，对学生进行体育教育所要到达的一个基本目标就是“使学生养成习惯，使学生获得社会和道德上的良好品质，成为国家建设的力量，或者说基督教学校的体育教育应该培养基督教的品格，培养民主的观念。”概而言之，学校体育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培养学生良好的体育精神。健全的体育精神，或者说体育道德“在德性方面包括自制、自信、勤勉、敏捷、精细、诚实、公正、谦和、亲爱、仁慈、互助、礼貌、服从、负责、坚韧、知耻、勇敢、侠义、进取等等，在处事方面是奉公守法、爱国爱群、维护公理”，这一切的美德都可从运动场上培养。

（三）体育教育要面向全体学生

基督教学校一直注重对全体学生开展体育教育，基督教中国教育会在第六次“三年会议”上就强调应该避免美国体育训练的失误，“我们应该对所有的人进行体育训练，而不仅仅是一小部分运动员；应该对弱者以关注，而不仅仅只是关注那些在体育竞赛中取得好成绩的人；我们的首要目的是培养人以更有效率的生活，而不是赢取奖金或打破纪录。”因此他们主张“在学校课程外组织全体学生参加的校内体育活动，而不是仅仅局限于一部分学生中”。学校体育面向的是全体学生，不仅在课程上要安排所有学生必修，即使课余的体育活动中也要面向普通学生。

（四）融体育训练于健康教育

基督教学校不仅仅对学生进行单一的身体训练，而是把体育看作健康教育的一部分。因此他们在课程中强调卫生知识和讲授基本的解剖学和生理学的知识。在基督教教育者看来，身体训练只是保持身体健康的基本因素之一，“食物和消化力、睡眠、新鲜的空气、游泳、衣着、性、心理卫生等都是重要的因素”，同样对身体健康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真正意义上的身体训练应该包括所有对身体有益的因素。基于此，基督教学校把身体训练同全面的健康教育相结合起来，计划在小学开始就教授卫生学，因为“公众的健康依赖于个体的健康，为提高公众的健康水平应该使年轻人自小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成年后是很难再养成的。”

基督教学校所开展的体育教育对中国近代历史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塑造了一群具有现代精神的新国民。中国传统文人的举止是“见人弯腰打拱，像孔夫子那样斯文地迈着方步”，在近代内忧外患的中国显然不需要这种“文弱书生”。基督教学校开展体育教育、提倡尚武精神，它们较早开展的军事操练就是迎合了学生的爱国热情。而在它们看来，这种军事操练可以“培养这个民族所缺少的三种品质，纪律、精确和组织”。基督教学校开展的体育教育面向全体学生，即注重培养竞争意识，又强调团队的协作，塑造学生具备“听从、勇敢、决断、启悟心、发明心、自发性、自持、进取精神、奋斗精神、自信、自赖、遇意外时能有敏捷顺应的反应，并且要使学者有君子精神，尊重他人的权利，领袖资格，忠心、协同、牺牲、尊重”等现代国民性，而它们也清楚地认识到“体育训练在建造新中国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基督教学校所形成的独特的体育教育理念也对我们当今的体育教学有借鉴作用，它们重视体育教育，注重培养体育精神，主张体育教育要面向全体学生和融体育于全面的健康教育等众多思想都应该引起我们现今体育工作者的思考与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