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青年会举行第四届公民教育活动，将公民教育运动周改为公民训练旬，规定每年5月1日至10日为举行日期，同时将公民教育扩展为全年性活动，议决每月工作主题:二月廉俭运动；三月户外生活；四月职业指导；五月公民训练旬；六月卫生运动；七月到民间去；八月到民间去；九月识字运动；十月国庆节；十一月齐家运动。[22]要求各地青年会市会设置常年性公民教育机构，使主题性事工得以认真开展。1.公民研究团[23]:主要对象为学生和受教育者，每星期开会讨论一次，讨论合格公民的必要知识，希望能联系更多的青年人；2.公民宣讲队[24]:利用青年爱国热情，组织学生利用寒暑假，到工厂及乡村宣传公民常识；3.公民养成团:组织10岁至18岁的少年，进行公民训练；4.公民演讲:每周一次或连续数日，聘请名人或热心公民教育的人，举行公民演讲会；5.公民学班或公民学校:专为平民学校毕业生而设，继续研究公民常识；6.公民教育的宣传品。[25]

二

青年会开展的是面向整个社会的公民教育运动，采取的工作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最为常见和特色是以下几种:

演讲:演讲是青年会极为擅长、运用到开展的所有事工中的工作方式，青年会遍布全国的市会和校会也为演讲提供了相应的工作场所。经常发表公民教育主题的演讲。演讲分为二种，一种是邀请名人进行主题演讲，一种是由青年会干事或热心公民教育的人士进行的系列演讲，讲稿经公民教育委员会慎重编制、由专家审校而成，内容务求科学化、有趣味、不偏袒，如《何为基督化公民？》、《公民与市政》、《公民与立法》、《公民与财政问题》、《公民与国内和平》、《公民与国耻》、《公民的责任》等。演讲方式灵活多样，配以图表幻灯和新式戏剧表演，吸引听众的注意力，使其通俗易懂，且不易遗忘。表格如各国人民教育程度与中国人民教育程度比较表；人民不识字的苦痛情况表；外国公民爱国实事表；国旗、国歌、地图等各种教育图表；各国公民教育情况表；公民知识测验表等[26]。

出版公民教育丛书:青年会主要工作对象是城市和学校青年，是当时中国社会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群，所以编辑书报是青年会从成立之时就非常重视的工作。公民教育委员会组织专家编写、审定、校订公民教育主题性书籍，讨论公民教育的范围、方式、意义和概念，同时也使具体实际工作有据可依，推进成效迅速。到1928年，青年会公民教育委员会已审定发行了公民教育小丛书20种[27]，公民讲话丛书20种[28]，公民常识10种[29]，公民教育唱本16种[30]，公民教育图画及公民教育幻灯片各一套。这些书籍多为普及性介绍公民应有的知识及培养公民生活的方法，指导公民教育运动的开展。此外，还编辑撰写了更深入讨论公民教育的书籍，如刘湛恩《公民教育运动计划》、谢扶雅《国际问题讨论大纲》、刘湛恩《公民测验表》、《国庆节与公民教育运动》、孙祖基《不平等条约讨论大纲》、陈立廷《关税问题讨论大纲》、黄秩庸等《领事裁判权讨论大纲》、刘湛恩《公民研究团办法》、如雅德《爱国者应研究的问题》（教育、经济、社会、军阀、政治、道德、宗教、国际、急要问题等）、刘湛恩《公民宣讲队办法》、刘湛恩《公民与民治讨论大纲》（讲述民主政体的沿革、法律统治、民意、选举，以及公民的权利、责任、义务等，附公民测验表）、孙祖基《怎样做公民》、刘湛恩、陈伯华编《内国问题第一辑》（分制宪、自治、裁兵、政党、司法及财政问题等）、陈伯华编《内国问题第二辑》（分交通、教育、民生、乡村、社会与宗教等）、刘湛恩、陈伯华、孙祖基编《和平运动讨论大纲》（详论内乱的原因，各方解决的主张，和平运动之性质计划程序及代价）、孙祖基等《地方自治讨论大纲》、青年协会书报部编《各国法庭制度》、《公民教育研究》、孙祖基编《增订公民纲要》、《基督教公民教育》、刘湛恩、顾子仁《新公民诗歌》（46首五线谱歌曲，附钢琴伴奏谱）、《民生主义》、刘湛恩《廉洁问题》、《卫生运动实施计划》、刘湛恩编《三民主义讨论大纲》、谢扶雅编、孙祖基重订《重订国际问题》。这些书的销售量也非常可观，1925年销售了9288本，1926年32724本，1927年上半年已达129476本[31]。

平民教育的配合:平民教育是青年会支持发起的更加轰动全国的活动，青年会亦将其结合公民教育运动来开展扩大影响和工作。当时中国社会从未受过教育的人占绝大多数，对现代国民的基本知识一无所知，根本无法体会和体现公民的权利与责任[32]，对公民的教育必须从基本的识字入手。而平民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完成其公民资格”[33]。青年会重新编辑了《平民千字课》4册，让受教育者在4个月内熟悉最基本的1000个字。在城市里成立平民教育学校，聘请专人或组织学生教课，在课堂上尤其注意公民意识和观念的培养和教导。1920至1935年，估计全国各地青年会所教授过的平民学生，人数当在25万左右，青年会编辑的千字课文销售达100万册[34]。公民教育的基础，“于是乎立”[35]。

设置公民训练所:20年代，青年会在全国各地已有22个城市青年会会，绝大部分市会都有自己的会所。他们在会所设置公民训练所，通过演讲、授课、销售书籍等多种方式宣讲公民应具备的知识，所授课程如社会问题、农工问题、地方自治、国际问题、殖民问题、不平等条约、怎样做公民、三民主义、公民与民治、生活问题（贫穷地权、财源之支配、粮食之供给、实业及通商贸易）、经济问题（金融、银行、纳税制度、农工运动、及国外贸易）、政治问题（宪法、选举、政党及条约）等。

设置暑假服务团:公民教育活动是以青年会下属的市会和校会为依托开展起来的，活动也就局限于城市和学校里，而我国为农业国，更多民众生活在乡村中。青年会利用学校青年会，设置暑假服务团，组织暑假公民宣传队，鼓励学校青年到民间去，为民众做切实的服务工作[36]，在各乡村中设置民众学校，普及公民教育，将青年会在城市的活动方式和内容带到乡村中。1.演讲:组织宣传团，携带各种简章及教育用具，分往乡村各处，举行公众性演讲，普及公民教育的知识和观念；2.刊物:搜集公民教育的教材，编印刊物，分贴乡村各处墙壁；同时考察乡村社会的各种需要与工作状况，汇报成册，以供乡村改革者参考；3.学校:在乡村里建立平民学校，为不识字的民众教授千字课，使能阅报写信，灌输公民常识[37]。

提倡“人格救国”:“人格救国”是青年会提出的切合中国现实的号召[38]，是将基督教思想和教义运用到政治社会各个方面，谋求以更加社会化和世俗化作为生存和发展途径，寻找与时俱进的工作新增长点的具体方针和办法。1923年青年会第九次全国大会上，总干事余日章提出“人格救国”为青年会运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