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近代自然科学的产生开始，科学与宗教之间就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出现了许多奇特现象。仅从那些开创和发现了诸学科门类的大科学家们来看，他们绝大多数是基督徒。例如，提出现代科学方法的罗杰·培根、统计学家和经济学家威廉·配第、化学家及气体动力学家罗伯特·波义耳、物理学家艾萨克·牛顿、开创电研究的物理学家安德烈·玛丽·安培、乔治·西蒙·欧姆、法拉第·迈克尔、开创医学科学的路易斯·巴斯德、詹姆士·辛普森、约瑟夫·李斯特，这一名单还可以写出一长串。对此，史学家甚至总结说：“基督教是现代科学的接生婆”！

　　即使就被看做是“科学打败神学”标志的天文学开创者哥白尼、布拉赫、开普勒和伽利略而言，他们的科学工作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基督教信仰的影响。哥白尼本身在早年对神学就很有造诣，后又担任牧师传道。而支持哥白尼的天文学家伽利略和开普勒都是神的敬虔信徒。伽利略虽遭罗马天主教廷的迫害，但他仍认为日心说与圣经并不矛盾。而开普勒曾在神学院专门进修过两年，他曾说：“我们天文学家是至高无上神在大自然的代言人，大自然提供我们研究的机会，并非让我们自命不凡，而是为了荣耀神。”

　　为什么看似水火不容的现代科学与宗教信仰之间能够在科学家身上得到统一呢？研究者对此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一种观点认为，基督教关于上帝和理性的预设推动了科学研究。著名的科学哲学家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曾经指出：“对科学可能性的相信，发生在现代科学原理发展之前，它是从中世纪神学无意识地派生出来的。”他还认为，科学的起源需要基督教“坚持上帝是理性的主张”。基督教相信上帝创造世界，而且，人们认为上帝是理性的、智慧的；因此，上帝创造的自然世界，当然也是合理的、有规律的。相信上帝的理性不仅推导出归纳法，也得出了宇宙是由可发现的规律理性地控制的结论。正如波义耳所说：“世界是上帝的理性设计产物，就好像斯特拉斯堡市政厅上的大钟。”上帝好像技艺精湛的工程师，把运动规律注入了物质，维持这些规律继续运行。宇宙和谐的这样一种信念，为当时西欧的科学家提供了进行科学活动的基础。

　　另一种观点认为，科学革命是宗教革命的间接后果。在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倡导者马丁·路德的改革神学中，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圣经的权威。他认为，圣经是信徒信仰生活唯一的依据。教皇的谕令、议会的决定、教会的传统和圣经相比，都显得微不足道。它们固然可能是真理的表达，但却不是真理的依据，因为，只有圣经才是神启示的真理的依据。这就使得基督徒科学家们从罗马天主教廷的“教条”中解放了出来，也从亚里士多德——托勒密的理性主义中解脱了出来，他们以“荣神益人”的极大热情投身于科学研究之中。事实上，伽利略与教廷冲突的关键并不在日心说本身，而在于他解释圣经的原则与教廷的原则冲突。伽利略认为，凡是涉及科学的经文，都应该按科学重新解释，这就触动了当时罗马天主教廷解释圣经的权威。

　　今天，我们崇尚科学，尊重科学家，运用科学成果，同样需要从信仰层面为科学发现提供不竭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