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路德提出了两个国度，属灵的国度虽然住在属世的国度内，属世的权柄也得著肯定。但一旦属世的权柄滥用并且伤害属灵的国度，路德便为属世的权柄立下限制。由于两个国度执行的工作不同，路德的政教分离观是很清楚。可是路德与重洗派不同，主张基督徒应按理参与社会工职，用基督的爱影响社会。因为属灵的人仍然服在俗世的权柄下，要尽自己责任。路德又与天主教不同，否认教会能使政府基督化，实现天国一人间，所以他反对罗马教会统治世界。他也不同情加尔文的神治社会，因为他始终认为基督徒在社会中占少数，很难得到整个社会与基督教信仰有共识，真正推行神治社会只会导致基督徒导政。所以路德的政教是互助互惠、互相渗透，政府不应辖制教会，却应帮助教会。教会不应干涉政权，但应参与社会政治。这幅互助惠的图书，本是十分完美的。可是，任何一方破坏了所信守的诺言，就会做成两者的紧张甚至对抗，教会面对不义政权，会有甚么可能的做法？首先，路德相信上帝是最后的掌权者，对违法的当权者，“他要“独自惩罚他们，将他的忿怒倒在他们身上。我们不能忽视路德所处的环境，他面对教皇的压力，需要皇侯腓勒德力保护。如果宗教改革导致暴乱，甚至危害当时的世俗权力，对路德的一生事业，有致命的打击。所以路德对暴君往往抱持消极的态度。但路德的信仰使他认清楚世俗的权柄是有限制的，起码它不能干涉属灵的国度，除非如上文说，属灵的国度内发生争执，世俗权柄为了社会秩序才调停。一旦世俗权柄逾越他们的权份，甚至逼迫信徒，路德劝信徒坚守信仰，用不抗拒的精神应付，假如暴君“剥夺你们的财产，惩罚这样的不服从，你们就有福了。感谢上帝，你们配为圣道受苦？quot;可是，如果暴君强逼信徒背弃信仰，就要抗制他，因为“如果你们不抵制他，让他夺去你们的信仰或书籍，你们就真违背了上帝。“路德深信基督徒的信仰是凌驾于其他权力之上。为了社会秩序，基督徒不抗争；为了信仰，基督徒不妥协。这是路德清晰的政教关系。然而，由于路德当君上限并非君王，而是上帝，因此当君王的施政明显违反上帝的道，为了福音而作的保卫行动，逼使德不得不考虑抗争以至用武的合法性。这种抗争并不是叛乱，而是自卫。路德似乎只能在马加比身上找到根据。因保卫而对抗不义政权。路德从来没有用起义的积极字眼，只用“假如一旦发生战争，我不会责难那些因自卫而对付那些嗜杀…的天主教徒，也不任由其他人责备他们煸动，我会接纳他们的行动为自卫“他的意思是，在无可避免要自卫战争时，所采用的武力是合法的。为了不与他早些时所强调信徒要顺服掌权相矛盾，路德花了大量篇幅解除良心的不安，要把对抗连击著上帝的福音：不是为私利，乃是为了福音的延续。所以抗争的目的实际是为了和平。他进一步强调，如果君王发动不义的战争，信徒可以抵抗不参与，若非如此，不单敌挡上帝，更要分担君王的暴行。至于公然与不义政权作战，路德是用非常间接的口吻陈述，例如在“致德意志同胞警告信“的结束时，他说：

我只想要和平！但如果教皇--我们的魔鬼和他的抓牙拒绝和平，坚决要以他们死不更变的罪恶对抗圣灵，坚持要打仗，以致他们要血流满面，甚至灭亡，我在这里要公开作见证，这都与我无关，也并不是因我而起，这都是他们自取其咎。由于路德顺服的上限是上帝，如果世俗权力要威胁福音的存在，自卫式的抗争、流血、杀戮是无可奈何地被逼出来的。三、香港华人教会面对的前路孔子和路德对香港教会的启迪孔子和路德对政治有共同关心之处：凡事以维持既定秩序，即保持繁荣安定作为最重要的考虑。香港华人一面有儒家传统，尊重当权者，尽己本份，推己及人。基督徒深受更正教神学影响，顺服掌权者，因为权柄是上帝所赐，赏善罚恶，维持秩序，使面姓安居乐业。基督徒实在找不到甚么理由反抗权贵。纵然权贵品格不好，滥施刑罚，我们要看为上帝施予我们信仰的磨练。如果儒家的传统加上更正教特别是路德的思想，一个华人基督徒对现行政治应该有充份支持的理由。过去香港教会与政府的关系十分良好，扮演政府社会设施的“合约承担者“。这种良好关系，证明了就算政府不理想，只要未超越基督徒的良心底线，即没有明显的行动违反或侵害福音的存在，也没有做成社会大乱，华人基督徒自然顺服及积极合作。现今主权移交刚好两周年，香港从一个没有政治的城市，一个行政吸纳政治的稳定局面，转变到还政于民，港人治港的模式，当中注入了一个共产政权为最后法理根据的政府，有人恐怕先此之后便有了一些不稳定因素。加上以往共产中国的消极事件，如阶级斗争延及的宗教逼迫，六四情意结等。再加上政权本身宣扬无神主义，提供了共产中国扼杀福音的可能性。有些基督徒不再把上限设定为安定繁荣，而是上帝与世俗权柄的矛盾。对基督徒来说，这是良心的问题。如果信徒个人因信仰受逼迫，是可忍受的，但如果福音或整个教会受扼杀，信徒便会因良心的催逼，顺从上帝不顺从人，产生抗争的局面。我们不是说将来一定有逼迫事实上过去一年由于香港人对民主强烈的要求，使特区政府很重视民意，而中央政府落实一国两制，少有横加干涉。过去由于政权转移的阴影，导致八十年代不少基督徒移民。今日留在香港的人，都极其珍惜民主和自由。如果我们把上限随便降低，只求繁荣安定，不求对政府施行监察权，到头来可能甚么都得不到。本文要指出，儒家及路德所提供的政治观并不是那么悲观。孔子绝少提到与政权抗争。只强调政治的稳定性、合法性。同样，路德绝不搅起义，战争，只求和平。对掌权者大力支持，更赋予神性地位。除非中国政府故意打击基督教，很高姿态地扼杀教会的存在，否则作为一个华人信徒，并没有理由与政府不合作。反正不单共产政权，世上极大部份政权不见得给予宗教优待，一般宗教都要在有限的空间自营生计。西方政府虽以基督教国家为名，但由于世俗化的价值观，如同性恋合法化，坠胎合法化，都激起基督徒的抗争。

结语：孔子路德的政教观评估
孔子和路德对政治制度的肯定是来自他们重视繁荣安定的大前题。但是否凡有助于繁荣安定的政策就必须遵从？孔子的态度较现世的，会大致同意这点。但路德有了信仰为上限，会小心审视。在繁荣安定的前提下，是否凡事都可作？如果某个政策是明显地违背了公义，但却可以帮助繁荣安定，我们如何看待？儒家只会发出消极的抗议，路德也不见得有任何积有的行为。很不幸，孔子与路德都会为著一个秩序，一个繁荣安定的前题，默默忍受当权者的残暴和不公平，可以说，孔子和路德的消极批评并不导致社会有积极的改变。他们都犯了一个共同毛病：把现有秩序神圣化，而欠缺一种敏锐的目光及能力，使现有秩序提升。一个理想社会不应该是固定的，应随著人和社会的发展布改变，社会的改变必然有一定的震荡，需要敏锐的批判力和勇气才可以承托。孔子囿于对周恋慕，路德倚赖当时皇侯的保护，都叫他们重视现行的政治制度，未能突破当时的客观条件，成为政治批判的神学。虽然路德神学有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可惜在繁荣安定，顺服掌权的大前题下显得软弱无力，甚至不自觉地成了当权者的统治工具，似乎路德对信仰的上限，应从信仰自卫调整到上帝的公义，这样，路德神学的批判性有更大空间发挥，不必再因为繁荣安定而自缚手脚。

注释：
运乾《尚书正读》香港中华书局，197128页同上129页同上226页，意思是周公说：“君，上天并不怜悯，向殷降下毁威，因为殷失去了天命，人匀周却获得了天命。然而我并不肯定我们是否永保这幸运。如果天真实地帮助我们，我亦不敢肯定至终是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