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凯

   本不愿写这段记忆，甚至不愿去想它，但，存在的事实使我无法将他从给我的记忆中除掉，甚至淡化它也不能，何况那记忆的输入时正在我脑子发育期。那时我七岁。

一、夏天里的冬天人

  那天中午，刚吃过午饭，二婶跑到我家对我妈说：“走，去看热闹去，你二哥说今晌午要在咱村‘游街’”。

  果不其然，一会儿大街上便响起了锣鼓的响声。妈妈扯着我，大街上已站满了好多人。五月的骄阳把人们棕黑色的额头上灸出了许多水儿，也把路面烧得暗冒火苗。

  锣鼓声越来越近，过来浩浩荡荡的一队人，那时我只知道要玩把戏了，心里很兴奋。

  队伍在我们前面停下，锣鼓也不响了。有人开始一边举手一边喊，当时我不懂这是干什么的，听那势头，看那景象，吓得我打哆嗦——我眼前停着一辆架子车，车上放着我从没见过的东西、衣服、古色古香的箱子、镶花边的大镜子。车被三个“怪人”拉着，他们穿着大皮袄，戴着大皮帽，穿着棉皮靴，张着嘴喘气。我问二婶：“这么热的天，他们为啥还穿冬天的衣裳？”二婶说：“他们跟我们不一样，他们过的是冬天”。

  有人站在车子旁，指着车上的东西，和拉车的人，喊了一阵说了一阵。

  大街两旁站满了人，有的放射着愤怒的目光，有的流露出怜悯的眼神。

  大概是那喊口号的人也热得受不了了，于是命令：继续前行。

  大人们回家的回家，去乘凉的乘凉。我跟在那车后边，忘了路上尘土烧脚的疼痛。车子到一棵枣树旁时，那拉车的其中两位倒下了，有人过去将它们抬到枣树下。大人们在远远地往枣树下观看，只有我们几个小孩子不懂事地站在那三位“怪人”身边。他们被脱下皮衣皮帽，个个像刚从蒸笼里出来的馒头。

  过了一会，有两个妇女和一个女孩提着瓦罐走到枣树下，我认得那女孩，她是我的同桌同学。她们把瓦罐送到比我父亲大一些的男人嘴边，那男人把一瓦罐的水一口气全喝尽了。那女孩将瓦罐递给我说：“回你家弄一罐儿水来”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只知道那躺下的人需要水喝，便毫不犹豫的跑回家灌了一罐儿水送去。

  这件事不知是如何结束的，我只记得这些。这一生中我只见过一次这样的场面。

二、红薯叶与八仙桌

　 红薯叶黑了的时候，我便知道已过重阳节了。

  那段日子里，大人们要参加的大会特别多。那天，妈妈扯着我去东村参加一个很大的“忆苦思甜”会。会场设在一片荒地上，那里坐着许多男男女女，我们在其中犹如一片树叶在森林中。会场前面放着一张桌子，桌子后面坐着一排人，那排人头顶上方悬挂着一条长长的横幅，其上面写的是什么，我那时不认得。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场前面又赫然出现了一张桌子，那桌子很古气，据说是八仙桌。八仙桌周围坐着八九位男人。有人开始讲话了，会场一片寂静，有一位女青年在前面每隔一会儿就站起来举拳头，她每举一次拳头，妈妈们便也学着她的样式把拳头戳向天空，并跟着那青年喊口号。

  中午了，人们纷纷走动，妈妈扯着我走到一个大黑锅前，将早已准备好的铁碗伸过去，有人给我们各自舀了一碗黑红薯叶汤。妈妈特意对我说：旧社会，咱们连这样的红薯叶汤也喝不上。当时我听不懂妈妈讲的话，只觉得太饿了，那红薯叶汤还怪好喝呢，我喝了两碗。

  刚把碗放下，那八仙桌旁就有人突然开始高喊：“乡亲们，你们睁眼瞧瞧，你们吃的是啥，他们吃的是啥？！”

  于是，众人的目光都顺声望去，好家伙——八仙桌上摆满了盘盘碗碗：猪肉、鸡蛋、牛肉、鱼。围坐在八仙桌旁的那八九个男人，都垂着头。有人命令：“拿起筷子，吃。”他们不得不战战兢兢拿起筷子。“吃”，有人又命令。刚有一位将筷子伸向盘边，霎时就有一帮人蜂拥而上，劈头盖脸地打开了八仙桌旁的几个男人。有几个女人去护被打的男人，还有姑娘抱着孩子在哭。打了许久，哭了许久。

三、不懂事的孩子会长大的

  只记得这些，它犹如异常从天而降的暴雨，使人无法回避拒绝。直到现在，我也不愿过深地去评价它。事实上，社会就是一个永远也无法解的谜；原来“吃红薯叶的人”，一旦做了“人上人”，不也忘了与他们一同受苦的“阶级弟兄”，而坐在新的“八仙桌”旁，吃开更高贵的“肉”吗？他们原来“打天下”的手，会反过来用以压迫他们的同胞；把新的走他们曾经走的“正义之路”的人论为“非法”“邪恶”而“消灭”。

  你不得不承认，社会的两极分化太严重时，会造成人心的不平感；人类的嫉妒心理是永远存在的，它若长期积聚于社会下层，一旦它被“理性”有意的鼓动，被纳入生存与发展的问题探讨之列；一旦有发泄的机会，它就会变成一种残忍的“复仇欲”，“复仇欲”被大众非理性地接受，便形成强大的社会骚动力。这种由社会客观现实问题积蓄到一定程度而爆发的暴力；这种由“理性”挑动的“非理性运动”，一旦开始在世上蔓延，它就不知道人类还有人道，还需要人道，它更不理会神道。在这气候里，只有孩子什么也不懂。人类历史将永远这样循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