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五下午，是徐丽和“彩虹来”乐队其他成员排练的时间，

为了避免采访与乐队排练互相干扰，我们将交流挪到了室外。

那一天，北京天色昏黄，尘沙迷蒙。

我们站在初春的树下，不时移动位置，以减缓从背后袭来的风沙。

每每抬起头，总能看见树梢若有若无的一抹青色。

这个春天，虽然风沙不减，但温暖的气息已然在悄悄流转……

 

一度写不出歌

 

徐丽，70后，甘肃人。8岁学习古典音乐，17岁组建第一支乐队。

1997年，19岁的她为实现自己的音乐理想，独自来到北京。

与所有的北漂族一样，她也经历过地下室的生活，

也曾像许多闯荡北京的歌手一样，靠在酒吧唱歌赚钱为生。

2000年，一位老乡信主，向她传福音，但她始终无法相信。

对方传了5年，她没信，也不肯信。

2003年，她与丈夫、贝斯手刘健以客串身份参与某教会的赞美演出活动，

活动归来，他们把《游子吟》书转送给一位朋友。

没想到，这位朋友读完书，竟然就信了。

2006年，有一天，徐丽梦见她死了，醒来后打电话，

朋友说：“我的确是死了一回，但如今我又复活了！”

这种表达让她大为惊奇。在朋友的邀请下，她第一次去教会，一边听赞美诗，一边流泪。

此后，她和丈夫一起去参加主日敬拜。

对他们来说，周日早起并不容易，因为前一天他们要在酒吧唱歌、工作到很晚，才能回家休息。

但偶尔有一两次没能早起做礼拜，他们却会感到损失很大。

先前，徐丽一直做原创音乐。到北京后，她一度无力创作。

母亲去世，她沉浸在伤痛之中，很想为母亲写首歌，却写不出来。

她每天都在唱着别人的歌，却没有一句属于自己的旋律。

那段日子，她感觉自己仿佛正在枯萎。

不久，她与丈夫一同受洗。但这并未让她的创作有根本的改变，反倒感觉内心有更多的挣扎。

在一条微博中，她曾写道：“信主的日子，我想我并没有变得如期望中的高尚。

心中一闪而过的念头，好的，坏的，我都记得。

这让我自卑，让我鄙视自己……唯一能做的，就是我愿意顺服上帝的安排，

但碰到难以顺服的事，我还是会不断地问主，哭着问，埋怨着问，愤怒着问，因为我不明白。

但我知道他会给我一个理由……”

 

照着圣经写歌

 

徐丽被邀请在教会做司琴，经常浸润在赞美诗的歌声里。

她开始接受这种沉浸，并甘愿不断地在圣诗和布道中被“清洗”。

对她来说，成为基督徒和做音乐人之间并不完全相容，而是存在不少张力。

多年的歌唱和创作生活让她养成了散漫、自由的习惯，

而教会生活通常要遵章守纪、规矩分明，这让她感觉有时很难持续下去。

虽然在信仰与创作中有许多需要磨合调整的地方，

但她仍然认为，无论如何写出好歌来才是最重要的。

那么，写什么？怎么写呢？她一时找不到方向。

正在这时，她听到一场海外赞美乐队的演唱会。

在现场，她看到乐手们娴熟巧妙地运用各种器具演奏，

聆听他们自然朴素又震动人心的歌曲。

在回家的路上，她非常激动，突然意识到自己可以写歌了。

有一句单纯的乐句不断地在她心里跳跃，她禁不住唱出来—“赞美，赞美，赞美我主！”

后来，把这首歌分享给乐队成员时，大家半开玩笑地说：“希望你以后能提供一些更成熟的作品。”

不过，这丝毫没让徐丽感觉难堪，因为她知道自己可以写歌了，随时随地有灵感。

她经常在口袋里或枕边放个小本子，以便时时记录。

读圣经时，她会有意识地照着圣经经文写歌。

在写作中，她看到话语对人心灵的影响。

她开始认定，好的音乐对听者应是造就和激励，要表达正能量。

她逐渐从过去的审美观中走了出来。

2008年，她怀孕了。此时，再读《出埃及记》中摩西出生的片断，身为母亲的她，感觉全然不同。

于是，她满怀疼惜，写下《小摩西》：“你的到来是要让我们学会爱，十月怀胎幸福漫长期待。

……怎么忍心，任你顺河水漂，一路追赶，泪湿衣衫。”

 

我的歌，我的生活

 

走出最初的创作瓶颈后，徐丽的写作开始关注更广大，有时也更残酷的外面世界。

在徐丽看来，音乐不是一种生长在封闭空间中的独立艺术，

它应当根植于大地，要“接地气”。

她认为，基督徒音乐人固然可以创作那种温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