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中石译　　　　人民日报出版社
　　十九世纪以来，西方有两位最显著影响中国的人物：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 1832-1905)与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1845-1919)。可见麦子和粺子并生同长，邪恶的政客和商人，不能与良善正直的圣徒相提并论。
　　 英国，帝国主义侵华的罪魁祸首，掀起了鸦片战争；却出了这样的宣教士，这不能不说是神特别的安排。所以把西方人都当作“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都算为帝国主义侵华工具，是不公道的，也是没有根据的成见。
　　 现在，我们欢喜渐渐看到真知的证据。
　　 随着传播的利便，全球的距离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了解也加深了。不过，在基督徒中间家喻户晓的名字，像戴德生，在人民群众，还会有些陌生。因此，有这样一本传记的出版，是及时的。
　　戴德生是谁？且看本书的编者如何说：
戴德生是把西方文化和思想及信仰带到中国的先驱者，他有坚定不变的生活目标和理想，为了实现目标所付出的努力，就是一百五十年后的人们再看这些文字，也不能 不掩卷长思：百多年前的一个外国友人，能够为他的信仰和理想，为他所热爱的中国人民，做到如此彻底的忘我和无私，今天的中国人难道还能对自己祖国的明天无 所作为，或者无动于衷吗？（页5）
　　这一番话，肯定了戴德生是中国的友人，对中国的影响，更说明他“为了信仰和理想”，他的“热爱中国人民”，接受神的呼召和差遣，完全相信并顺服，而付上了他的一生。由于神的恩典，和他“彻底的忘我和无私”，他的爱妻和孩子并他自己，都埋葬在中国。
　　这书所讲的，是戴德生早年到内地会创立的事，大部分是采自日记，所以是戴德生的前半生；并且还对当时的环境，有相当详细的描述，使读者知道，这是真人真事，对个人信心的历程，会有相当的帮助。
　　 让我们随着本书的引导，回首当年：
　　戴德生东来时，中国的情形是贫弱和无知。当时的英国文人，有的以为中国人没有灵魂，没有盼望。当然，戴德生相信中国人有灵魂，所以远道来华，梯山航海，为 了拯救华人的灵魂。他不仅是宣教士，也是医生，真是仁心仁术，传道医病。他的脚，奔走在崎岖的道路上，在泥泞中，在太平天国战争的炮火下，背着沉重的书 包，尽他的本分，忍耐的服事不同肤色的人。
　　 而中国人呢？对他误会，反对，诈欺，迫害，他都安静的忍受了，不想报复。
　　 抵达中国岸上，一年后，他接受伦敦会资深的宣教士麦都思博士(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7)建议，“放弃了西服，改穿中国装束，以便旅游及在内地停留。”（页106）这不仅是为了方便，也代表他肯放下洋人 的自傲，而跟中国人认同。不用说，学用中国话及方言，是必须的。反观今天的宣教士，连海外的华人宣教士在内，以说洋文为荣，以使用中国语文为耻，哪能表现 服事的态度？
　　生活上所表现的，是价值观念的问题。
　　 来华的洋人，不了解或不忍怀疑中国人的诚实，把所有的人当作一样的可靠，常容易上买办或仆役的当，为他们所欺。戴德生是诚实正直人，自然更不能免。
　　 有一次，在出外布道的旅行中，无信的仆人把他的行李完全卷走了。不仅是物质上的损失，还耽误了行程，弄出不少麻烦。最后，回到上海，戴德生却决定不经动官府，追讨仆人拐逃价值四十镑的行李，而是为了得人如鱼。因此，戴德生写信给他，以爱心劝他真正认罪悔改，归信基督。神感动在英国的基督徒，包括信心的孤儿之父乔治.慕勒，赞同他的决定，不仅补足他的损失，还有以后继续的支持。（页151）
　　 不久后，在另一次的旅途中，有一件意外事件，留给戴德生极深的印象。
　　 在松江附近的船上，他遇到一个名叫彼得的中国人。那人游历海外许多地方，也听过福音，只是还未信主得救。不幸，坠入江中。戴德生听到了，急招呼江上的渔夫用网救他。但渔夫不重得人而意在得鱼，说是“不便”。戴德生答应给他五块银圆，他嫌少不干，讨价二十。直到戴把所有的十四个银圆都给了他，渔夫才肯下网。 不过，已经太迟了，捞得的只是一具尸体，无法复苏。这悲惨的事实，使戴非常悲伤，但更显明属灵的意义：
这些渔夫难道不用为这可怜的中国人的死亡而负上罪责吗？他们手里有可以拯救他的工具，只要愿意的话，便可以拯救那人。
可是，在我打算审判他之前，我先停下来想了想，以免犯了拿单所指示的：“你就是那人。”（页153,154）
　　见人死亡而无动于衷，推说“不便”而不救，见人灵魂失丧，而袖手旁观，在主面前怎能没有责任？
　　书中也有几处提及麦都思，现出那是一个会思想的人，识途老马，对初到中国的戴德生，颇有帮助；在另一方面，显明戴是个肯受教的人。人不论如何天纵圣明，如何蒙神呼召，使用，要先谦卑肯听，才是神仆人的记号。
　　 戴德生也是个重感情的人，珍视友谊。大他十七岁的苏格兰人宾为霖(William Chalmers Burns, 1815-1868中文名在本书中译为“宾威廉”)，是长老会的宣教士，当时已是颇有经验和名声的教牧，二人相遇后，如同父子，气投志合，戴十分舍不得与 他分离（页123）。他们先是在上海，江，浙一带同工。戴写道：
这数个月跟宾先生在一起，真有说不出的快乐和福气。他对上帝的话极之爱慕，生活圣洁可敬，并且与上帝紧密相交；跟他在一起团契，可以使我饥渴的心灵得到饱 足。他谈及加拿大，都柏林，以及南中国的复兴，和逼迫，对我产生极大的启迪，并且饶有趣味。他常以真知灼见的属灵洞察力，指出上帝藉着试炼，使人从一个颇新的层面和价值观去看整个生命。他把宣教视为教会极重要的工作，还主张恢复圣经所要求的平信徒传福音的职分。这些观点，对日后中国内地会的组成，播下了积 极有效的种子。（页111）
　　后来，他们二人，还有一段时间，同去到广东的汕头，愉快的同工。（页121－127）虽然，在人的方面，看来这是美好的配搭；不过，时候到了，还是要分别。也许，为了中国的需要，和将来的发展，神引导他们异地同劳，为国度作出更有益的事工。
　　本书只是戴德生所记初期事奉的经历，但可以清楚看见，神的主权，是一贯的暗脉。当然，这在更广大的环境上，个人和社会的历史上，都是这样。
　　 明显的，戴德生是神所用的器皿，服事他那一世的人，成就祂的旨意。今天，神仍然拣选，使用，顺服祂的人，去作成祂所命定的工作。盼望本书的读者，都能留心体察神在你身上的呼召。
　　这书的设计，十分精美，处处可见细心，不马虎从事。虽然出品并不完全理想，想来还是这类传记中，制作最好的了，大概不会有甚疑问。现在印刷技艺已经进 步，基督教出版者，应该以此书为范本。本书编者有学养而处事认真，一般基督教习用的错误成语，都不见了。例如：把神赐福误为“祝福”，敬拜误为“崇拜”， 奉献降为“委身”，都成为通俗易懂的语言，规矩得多了。值得学习。
　　在译名上，还是稍微有些问题。例如：书中提到位于伦敦的“Cheapside”，作为地名，应译为“市场”，因为原来所谓“cheap”就是“shop” 意思，并不应推想为甚么“便宜区”（页50）。而且在距离上，“里”和英里的“哩”有甚大的差别，书中有时混淆，应加清楚标明。
　　其中有历史性的照片，似是很珍贵，却没有注明来源。因为戴德生会摄影，那些显然出于早期的照片，可能有些是他自己的作品？如果加以说明，能有更亲切的感觉。
　　本书的编写，很为认真严谨，书前的“生平大事记”，对读者很有帮助；使人可以了解，整个的时代背景，和戴德生一生的事迹。其中有“1888年六月二十六日，反鸦片联盟及国家正义组织”，及“1891年英国鸦片委员会”，说明戴德生反鸦片贸易的原则，当然这与他当时的资本家异辙分道。神的仆人应该有品德， 有立场，不能苟从世俗，同流合污，为讨人的喜悦；虽然那是些自命“上层阶级”的人物。他乘船的时候，遇到那些素行不端的奸商强盗，就坚持与他们分离，也不 甘和他们同住一个区域。
　　 李鸿章曾对当年的宣教士说：“拿去鸦片和基督教，你们在中国就受欢迎了。”
　　鸦片是应该反对的，真实的基督教，却带给中国无限的恩惠。戴德生是明显的例子。
　　现在中国人的心门，已经向福音敞开；但重物质，“向钱看”的毛病，还是很深重。编者自然是先睹本书，向现代人表达他的期望，又似乎感慨的说：
的确，人活着不是只为了吃饱肚子，只为了享受物质的奢华，人活着是需要精神的，也是需要理想的。但愿一百多年前英国青年戴德生的心灵历程，能够给我们一点灵魂上的激励，使我们有进取心，不再冷漠，让理想和信念的火焰也在我们心头燃起。（页5）
　　今天的中国人，读了本书，会对历史事实有正确的了解；更愿华人基督徒，不要把传福音当作是洋人的事，及时奋起，不要见华人坠水而袖手旁观，为了趁机得利而讨价还价，让戴德生为华人悲哀；要效法前贤，彻底的奉献自己，活出基督，见证基督。（文中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