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毛泽东的一篇文章《别了，司徒雷登》,司徒雷登和那些“臭名昭著”的人物并列，这使司徒雷登在当时中国人民的眼里，彻底地臭不可近、臭不可闻了。

然而，司徒雷登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来说，是不是一无是处呢？

    【燕京大学首任校长】
    司徒雷登1876年出生于中国杭州的一个美国基督教家庭。父亲是美国南方长老会的传教士，1868年被派往杭州传教。母亲1874年来华，在杭州创办了中国第二所女子学校（第一所在北京），并自任校长多年。司徒雷登是四个孩子中的老大。

    当时杭州没有外国学校，司徒兄弟的启蒙教育，全由妈妈担当。他们常同中国小朋友一起玩，大家都说中国话。中国的各种风俗庆典，都为他们耳闻目睹，且参与其中。司徒雷登喜欢杭州的风景和中国饭菜，能说杭州方言，在他幼小的心里不可避免地种下了“中国根”。

    司徒雷登11岁时回到美国读书，20岁大学毕业，拿到了文学学士学位，以后又学了3年拉丁文和希腊文，还进入神学院学习。1904年11月，与爱玲?鲁德女士结婚，当年年底同妻子一起来到杭州。至此，司徒雷登阔别中国已整整17年。他先在父亲的教会里工作，常常下乡布道，与当地老百姓有着十分密切的往来。1908年他迁居南京，任教南京金陵神学院12年，主讲新约和希腊文，有多项论著问世。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司徒雷登为唯一参加开国大典的外国人。

    1918年，北京有两所教会大学决定合并：一所是汇文大学，一所是协-和大学。这两所私立大学在1900年的义和团事件后试图合并，却因内在矛盾太多，多次协商未果。直到1918年才达成妥协，决定选聘一位与原来两校都没有关系的人担任校长。此时司徒雷登在南京神学院执教多年，成绩卓著，是美国教会公认的深切了解中国、在华传教人士中对中国青年最有影响力、才华与素养出众、思想开朗的人物，再加上他出生在中国，中、英文运用自如，理所当然地成为新校长的最佳人选，但几乎所有朋友都劝他婉拒，不必去收拾烂摊子。他最终勇敢地接受了这个挑战。1919年元月，司徒雷登北上，会见即将合并的两校有关人士，经-多方斡旋，成立了由蔡元培等五人组成的校名委员会，最后采纳了诚静怡博士的建议，以“燕京大学”为校名，同时也解决了其他矛盾。司徒雷登正式出任燕京大学第一任校长。

    1919年6月8日，司徒雷登到校参加这一年原-有学生的毕业典礼，同时也算自己的就职典礼——和学生第一次正式见面，却遇到了十分尴尬的场面，台下冷冷清清，只有极少数毕业生到场。原来这时还处于五四运动的高潮，前后共有1000多名学生被捕，包括不少燕京大学的。这天，恰逢政府释放日，燕京大学的学生都去欢迎同学光荣出狱了，谁还在乎毕业典礼和新任校长的就职典礼？但司徒雷登对此并未介意，相反，他事后在给美国托事部（可以说是燕京大学的上级部门）的信中说：“我亲眼目睹南京、天津、北京三地的学生示威，他们态度热诚，而且有组织，有纪律，百姓为之动容……此时此刻正是中国生死存亡的关头，燕京大学何幸生逢如此意义深远的报国时机。”此后他一贯支持燕京学子们的抗日爱国行动，使燕京大学同北京其他大学一样，不但为中国培养着建设人才，也培养着爱国人才。
【燕大：科学家的摇篮】

    司徒雷登接手的燕京大学，校址在北京东城的盔甲厂，规模很小，学生只有94人，大多数靠奖学金维持。教员中两位是有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外籍教员很少够资格在大学任教。经费不足，只够开销的一半。司徒雷登一边改善原-有的小摊子，一边策划另起炉灶。从1922年起，他15年内往返美国10次，募捐筹款，其中一次就募得150万美元。这在当时几乎是个天文数字。有了经费后，他决定给学校另选新址。他和同事寻遍北京四郊，找到清华园西边的一块地。这里原是清代一个亲王废弃的园地，后转到陕西督军陈树藩手中。司徒雷登专门到陕西会见陈树藩，陈对建校很感兴趣，以6万大洋将地产卖给燕京大学，并把其中的1/3捐作奖学金。这一块地有40公顷，再加上陆续又在附近买进的其他荒废园地，使燕京大学的总面积达到原来的数倍之多。

    那些日子里，司徒雷登忙得不可开交，要回美国拼命筹款，又要在新校址指挥营建，又得为扩大后的学校招兵买马，还得维持日常的教学工作。经过数年建设，1929年新校址正式投入使用。燕京大学校园的建设，融合了中西文化，是司徒雷登的得意之作。他自豪地宣称：“凡是来访者，无不称赞燕京大学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校园——它有助于加深学生对这个学校及其国际主义理想的感情。”

    燕京大学仅仅存在了33年（1952年停办），其间还受到日本侵华战争的严重干扰，注册学生总共不超过10000名，却为中国培育了一大批高水平的人才，很多是各个领域的领军人物：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42人，中国工程院院士11人，再加上其他卓有成绩者，超过100人，占了注册学生的1%以上，可说是科学家的摇篮。二战时，中国驻世界各大城市的新闻特派员，9/10是燕京大学新闻系的毕业生。这些当然不能全部归功于司徒雷登，但没有他创办的燕京大学，就不会有这么多人才成长起来。当时的中国贫穷落后，教育尤甚。司徒雷登致力于中国的教育事业，为此倾注自己的心血，中国人不应该忘记。

    燕京大学是教会学校，资金也主要来自教会。司徒雷登清醒地看到，若严格遵循-教会原-来的办学思想，不顾中国人的意愿，学校就无法生存；只有教育政策反映中国舆论的要求，学校才可在中国立足和发展。司徒雷登认为中国人有权规定外国人在中国国土上实施怎样的教育，所以当1925年中国政府教育部公布教会学校立案规章的时候，燕京大学响应最快。按这个规章，校长一职必须聘用中国人，校董事会也得中国董事占多数。以前的董-事会当然激烈反对，司徒雷登费了不少工夫说服他们。对于教育部禁止强迫学生崇拜宗教、禁止设置必修的宗教课程，司徒雷登都完全赞成，他也由校长退居校务长。这些都使得燕京大学虽为教会学校，却逐渐中国化，得到了中国人的认同。胡适就说燕京大学“近年来越办越中国化……率先于全国所有基督教大学办成了一个高水平、高质量的中文学系”，而且是“有着全世界最美的校园的大学”。

    司徒雷登深知，要把燕京大学办成一流大学，必须要有一流的教师。他坚持由学校自行聘请教师；所有教师不必信教；按教授等级，中外教师同等同酬；对有名望、有真才实学者，登门拜访，高薪聘用。燕京大学云集了当时的一批大师，陈寅恪、郑振铎、谢冰心、钱玄同、费孝通、顾颉刚、张友渔、斯诺等都曾在燕京大学任教。教授月薪360大洋（银元），校长月薪500大洋。司徒雷登只拿教授月薪。当时的国立大学常有欠薪情况，燕京大学从不拖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