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案的频发引起了各国在华公使的高度注意。在1891年给总理衙门的多次照会中，各国公使均特别提及民间流传的各种反教文件的危害。朝廷因此于五月下发上谕，要求各地方官员对“匿名揭帖造谣惑众”者“从重治罪”。但地方官员显然缺乏执行兴趣，以至于上谕七月不得不再度质问追究：“造作匿名揭帖，散布造谣惑众，编订小说传播，致生衅端。种种匪犯，迄今概未捕获一人，惩办一事”，反而导致反教言论“几遍中土”。

地方官员以谣言揭帖来源芜杂难以查实为由，消极对待朝廷的追究。积极的外国传教士们则通过调查发现，湖南长沙是长江流域反教文件的编印中心，其核心人物是几位颇具影响力的“高级官员”；并最终获得一份周汉写给湖北巡抚谭继洵的信函副本，在信里，周汉请求谭释放其因在武汉散发反教文件而被捕的一名亲戚，并在信中表示，所有反教“辟邪”的文件书册，都是他和长沙宝善堂的同事所印刷刊布，这名亲戚不过是受自己所托去武汉散发罢了。周汉说，如果耶教之“邪”不应该“辟”，则他本人才是罪魁祸首，应被抓起来严办，其余从犯应从轻释放。信的末尾，颇有壮士潇潇易水一去不返的气概——“誓以七尺之躯，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及我大清列祖列宗皇太后皇上之德，决不令汤舍亲及被冤数人独流万古之芳！”

循此线索，传教士们陆续获得了更多的关于反教揭帖的信息。譬如在一本名曰《鬼教该死》的反教著作上，印有详细的出版与捐印者的姓名。书中说明：刻印费用为每一万本六十吊钱，由万里城、严防内、官斌、平亥、常乐清、师孔、黎庶忠、齐心战等八人（其中多数应非真名实姓），每人捐印十万册，共计八十万册。然后由长沙知府命生员在各处戏台宣讲。

“我们抗议该省当局不能使煌煌上谕受到尊敬；我们请求他们嗣后能采取适当的方法去制止这些敌视的运动。此外，如果从文体和措词来推断，我们认为大多数的文件，并非出于一般平民，而系出自受过教育而且具有上流社会地位的人之手。此项犯罪者，不论各种地位，都绝对需要加以惩罚，以为社会警惕。”

抗议书同时被送往各国驻京使节，以冀向朝廷施压。抗议的效果，是十月底逮捕了长沙的几名书商，但随即在周汉的活动下，又以证据不足为由释放。印刷反教书籍的书版，也从书局转移到了周汉的居所。

针对地方当局的消极抵抗，德使巴兰德十一月直接将搜罗到的反教文件送到了总理衙门，要求总理衙门设法严禁。随后，张之洞接到了总理衙门的电报，令其严禁反教匿名揭帖，严惩周汉。英国政府亦命其驻华公使向总理衙门提出政府照会性质的抗议，要求严惩周汉及相关之人，并称：英国政府认为此项事件极其严重，假如中国政府忽略而不予以惩罚，此后再发生教案暴动，中国政府需负担全部责任。

总理衙门于压力之下，一面向各国保证必将采取有效措施，一面分别行文给南北洋大臣及地方督抚、将军，命嘱他们严厉查禁销毁反教文件，追究造谣惑众之人。

京城急于消弭事端，湖北张之洞方面却另有顾虑。张在十二月给总理衙门的回复电报里说（作者注：为便于阅读，对原文作了通俗化处理，下同）：

“周汉此人素来喜好攻击诋毁洋教，编著歌谣图书极多，刻字铺不肯替他刻印，他就让儿子们都去学刻印，专门刻诋毁洋教之书，刷印了数十万本，托人去各省分送。……导致许多民众相信教堂真有各种残害之事，各地痞匪趁机闹事酿成教案。各国领事多次照会，地方政府不遗余力多次查禁。但旧本才毁，新本又出。请湖南官绅婉劝也全然无效。……据查，此道员性情迂腐，在湖南颇有名望。长沙三大书院对其颇为推重，代其传播之人极多。该道员对刊布反教书籍的事情供认不讳，并声称不怕死。其人颇有血性又不明事理，以为自己此举乃万世不朽之事业，所以禁、劝俱对其无效。湖南地方官吏对其无可奈何。该道员素以崇正黜邪、杀身报国为己任。若施以刑罚严办，恐有碍政体，且可能激愤湖南无知民众酿成事端。”

故而，张之洞建议朝廷将周汉调往甘肃或者新疆任职——“彼处荒僻，无教堂可闹，自不能生波矣！”

此建议随后被总理衙门驳回，理由是英、德等国公使催促甚急，而且一者调职甘肃周汉自己未必肯去，再者周汉目前是闲居道员，调任甘肃，反会给洋人造成不但不惩处元凶反加以任用的印象，恐更生枝节。

朝廷希望张之洞雷厉风行处理周汉，张的抗拒态度却非常地坚决。1892年正月，张复电总理衙门，声称：“湘鄂两省无知士绅，称赞周汉歌谣者甚多。仓促重办周汉，必然酿成事端。憎恶洋教者已经查明，长沙省城共有教民七十余家。此前扬言，若周汉获罪，即会将此七十余家教民悉数杀害。假如酿成此等变故，后果将不堪设想。”同日，张之洞还给李鸿章发去了一封电报，内称：“湘鄂两省赞成周汉歌谣者，十人之中有九，实在不可理喻。长沙三大书院尤其佩服周汉。若周汉现在获罪，湖南无知虚妄之人，必迁怒于长沙教民酿成教案，中外武力冲突将不可避免。我张之洞实不敢承担这个责任，湖南也经受不起这等风波。”

“查周汉并无刊布传播反教揭帖、伪造公文等犯罪情节，惟该道员系返乡四品职官，理应谨言慎行，为乡里楷模。平日里反乐衷扶箕，惑于鬼神，言语荒诞，迹类疯狂。近来痰迷更甚，见人动辄谩骂，以致匪徒假托其名，伪造公文，谣言煽惑。请旨革去周汉陕西补用道官职，交地方官严加管束。”

朝廷批准了湖广方面的这一结论。德国公使巴兰德对处理结果极为不满，认为处分过轻：“凌辱洋人之举，往往由在籍儒生为首。此次办理过宽，不但不足以儆将来，且难免此等人明目张胆，多造谣言，从此藉所恃而不恐。”总理衙门不得不再三开解，巴兰德始勉强接受这一结论。

“被精神病”了的周汉并没有受到湖南地方官员的“严加管束”。本年夏，新任湖南巡抚吴大澂到任。吴讲求洋务，周汉对其甚为排斥，遂发起一项“湖南通省公议”，号召湖南士绅起来尽诛外人，驱逐吴大澂。此后数年，周汉在湖南境内的反教宣传活动始终未曾终止，且有日甚一日之势。

1897年，德国以山东巨野教案为借口强占胶州湾，俄国则以帮助中国抵抗德国为借口将军舰驶入旅顺港，其余各国相继跟进，是谓“瓜分中国狂潮”。周汉在长沙再度发布反教文告，号召湖南人起来驱逐外人，烧毁“耶稣猪精妖巢妖书妖器”，呼吁“天下忠义之士”不要妇人之仁，须起来“多方设法，严防妖灰复燃，妖根再发。”

湖南巡抚陈宝箴认为周汉此举，不但不足以挽救大局，反将激发教案，再造祸端。故派人将周汉自宁乡家中拘回长沙讯问看管。周刚被押离宁乡，正在宁乡县城应考的生员便聚集到县衙公堂，以罢考相要挟，要求释放周汉。省城士绅对此事抱持不平者也极多。陈宝箴想把烫手山芋扔给张之洞，提出把周汉押往武汉审讯，张之洞则以汉口洋人太多、长沙尚无洋人为由，拒绝接受周汉。最终，陈宝箴亦不得不仿照当年，再次将周汉“被精神病”，称其“疯癫成性，煽惑人心”，按疯病惯例，交特殊监狱监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