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音乐的发展并未断裂
但是，宗教音乐在西方历史中的发展链条从未彻底断裂，各个风格时期均有杰出的宗教作品问世。在信仰危机最为深重的20世纪，仍有许多作曲家出于对人类命运的关切和精神世界的探索，执著地在创作中表达内心信仰的虔诚。如现代音乐的开拓者阿诺尔德·勋伯格，在其《雅各的天梯》、《摩西与亚伦》等多部作品中，传达先知意识、上帝观念和犹太情结。美国音乐学家戈尔德施泰因曾在一部名为《重塑摩西》的著作中，将勋伯格与卡夫卡、弗洛伊德共同视为20世纪的摩西，带领犹太人在欧洲旷野中寻找上帝应许之地。
法国“六人团”的普朗克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虔信天主教，创作了《G大调弥撒曲》、《圣母悼歌》、《加尔默罗会修女的对话》等一系列宗教作品。在《加尔默罗会修女的对话》这部歌剧中，女主角布兰奇在信仰的感召下，最终战胜对死亡的恐惧，与其他修女一起走向断头台。冷酷的铡刀声在修女们宣誓殉道的合唱中不断响起，合唱声部的数量随修女逐个死去而递减，但信仰的力量在不断积聚，并在音乐戛然而止的瞬间达到升华。在记忆中，每次在课堂上讲解和欣赏这段音乐时，都有很多学生泪流满面。音乐与信仰完美融合的艺术作品对听者内心的冲击常常难以估量。
20世纪70年代后，先锋派背弃传统、标新立异的势头有所减弱，越来越多的作曲家重新审视古典音乐传统，以新旧兼容的创作方式寻求当代与传统的对话。爱沙尼亚作曲家阿沃·派尔特就从先锋派阵营中果断退出，转向称为“钟鸣”风格的宗教音乐创作，在当今欧美教会音乐领域有很大影响。笔者与派尔特音乐的首次相遇，是在法国导演戈达尔的电影短片《在时间的黑暗中》。这部只有十余分钟的影片将十组看似互不相干的镜头拼贴在一起，展现出20世纪人类种种不幸的死亡瞬间。但在碎片般血腥混乱的影像背后有一种奇特的统一性，有人说那来自创作者与欣赏者内心的悲悯与反思。但这并非全部，因为悲悯与反思既不足以消除对死亡的恐惧，也无力安慰逝者的灵魂，人们只能在时间的黑暗中求告苍穹。影片开头，一个孩子问老人：“为何要在黑暗中点燃火把？”老人说：“或许是世界缺少光明，需要火把来照亮，用来驱走什么，带来什么……”当火光照亮孩子纯真的脸时，夜空中传来大提琴和钢琴的乐声，澄明、宁静，仿佛来自一个绝然相异的世界。当所有罪孽的瞬间都被时间的洪流淹没时，唯独它巍然不动，散发永恒而神圣的光芒。这首贯穿影片始终的配乐就是派尔特的《镜中镜》。
派尔特曾因创作宗教题材的作品受到官方谴责和压制，80年代初被迫流亡德国。幸运的是，和很多杰出的流亡艺术家一样，在高压的政治环境下，派尔特受艺术创作的拖累而背井离乡，但在相对宽松的社会氛围中，也能通过艺术创作实现精神的返乡。用同为东欧流亡艺术家的米兰·昆德拉的话来说，这是一种“解放的流亡”。定居柏林至今，派尔特先后创作了70余部宗教作品，许多听过其作品的年轻人曾在网络上留下大量评论，其中有一位写道：“听派尔特的音乐就像在寒冷潮湿的冬天点燃一堆篝火，温暖而明亮。”
传达对生命的敬畏
有两部音乐纪录片曾在国内外产生很大反响。第一部是由美国简约派作曲家菲利普·格拉斯配乐的《失衡生活》(Koyaanisqatsi，1983年)，有人译为“机械生活”，其实把片子的立意狭隘化了。片中有一对前后呼应的引子和尾声，画面是庞大的火箭发射升空，沉默的爆炸，渺小的残骸在太空中缓缓降落。音乐重复念唱片名Koyaanisqatsi，沉重而悲悯。这里的寓意很明确，即彻底失衡的生活只有一个结局——毁灭。主体部分的音画是以“加速度”的方式，呈现从宇宙旷野、沧海桑田到机械生产和现代都市的巨大变化，被工业发展所异化的人类与流水线上的产品呈现出相同的存在方式。
另一部纪录片《天地玄黄》(Baraka，原意“生命本质” ，1992年)可看做是《失衡生活》的续篇，导演曾参与《失衡生活》的拍摄，形式上多有借鉴，但各种突破显而易见。音乐从机械的简约派改换为色彩斑斓的世界音乐，尤以不同民族与地区的宗教音乐为主。画面在原始宇宙、现代都市的基础上，增添了宗教、生态、战争等事关生命本质的内容。这部片子没有上一部那么绝望，构成前后呼应或循环的不再是毁灭，而是信仰。片中的佛教、犹太教、印度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及土著人的原始宗教，虽在教义、仪式方面各不相同，但音画的拼贴、转换、穿插自然流畅，传达出在所有宗教信仰中，人对宇宙、神灵、生命的敬畏和虔诚息息相通。
作者：班丽霞
(作者单位：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