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继续努力，以求贯彻??
　　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四日，卧病床上的孙中山知道自己在世日子无多，留下上述遗训。十多天后，便溘然离世。这时，他创建的中华民国仍陷于分崩离析的局面，建立统一政权遥遥无期，更遑论建设民主中国。回想民国肇始时的梦想，仍然无法圆现；而一众革命同志，目睹革命先行者壮志未酬，无不慨然长叹。「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遗训，既道出孙先生的未竟之志，也在在激励着艰苦中仍坚持不屈的革命同志。
　　孙中山临终前一天，又对其身边亲友说：「我是基督徒。我信上帝。我与罪恶战。我追随上帝。」这段临终告白，让我们看见，原来在轰轰烈烈的革命事业背后，孙中山没有忘记自己的人生目标（追随上帝）及信仰认同（基督徒），并且始终敏感到罪恶的实存性。
　　孙中山的遗训及告白，一方面反映出革命家对理想的坚持，另方面又展现基督徒的终极关怀。两者都是探究孙中山思想与行动时不可忽视的元素。长久以来，华人教会倾向从因果关系来诠释两者，突显基督教信仰对孙中山的革命理论及事业的重大影响；进而将基督教诠释成孙文主义产生的唯一条件，有意或无意地淡化了基督教以外的其它因素的角色。
　　如果我们尝试扬弃这种过度诠释，可从较人性的角度来重新思考孙中山与基督教的关系。当他临终时说：「我是基督徒??我与罪恶战」时，既反映出他在实践革命时，感受到制度性罪恶的制约，也同时是他对人性软弱与败坏的深刻体认。正如他在一九二三年对全国基督教青年会演说时所言：「我们要人类进步，是在造就高尚人格。要人类有高尚人格，就在减少兽性，增多人性。没有兽性，自然不至于作恶。完全是人性，自然道德高尚。道德既高尚，所做的事情当然是向轨道而行，日日求进步」。在追求制度完善的当下，孙中山并没有忽略个体完善的关怀，相信这也是他经历辛亥革命后中国乱局的切身体会。往后的中国历史充分证明：以革命领袖自居者如何用自己头上的（革命、道德、正义）光环来践踏人性、自由、人权，在在揭露出人性阴暗面的本相。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一百年前的武昌起义，虽然成功推翻满清，建立了亚洲首个共和国，但建设民主中国的理想，在孙中山离世时仍未确立，甚至可以说，在一百年后的今天，仍然十分遥远。既为基督徒，一方面，我们仍要致力追求民主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另方面，我们也当对人性中的罪恶有更大的警觉，知道人性的自我中心与罪恶倾向，仍会以不同形式存在。制度的改造与心灵的重生，从来是互为影响、不可分割的。
　　基督教肯定上帝赋予人的价值，同样没有忘记人的罪性。正如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所言：「人行正义的本能使得民主成为可能，人行不义的本能使得民主成为必要」。这种「可能」与「必要」之间的矛盾，正如基督徒在地上践行天国时，所面对「既济」与「未济」的张力一样。明乎此，我们对「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遗训，当可有更深的体会。
　　
邢福增（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