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基督信仰中国本土化的症结》一文谈起

　　题记：耶和华如此说：“你若归回，我就将你再带来，使你站在我面前。你若将宝贵的和下贱的分别出来，你就可以当作我的口，他们必归向你，你却不可归向他们。我必使你向这百姓成为坚固的铜墙，他们必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搭救你”.（耶利米书15:19-20）

　　一直在思考福音如何在中国广传，更新文化、得着人心。唐逸的《基督信仰中国本土化的症结》一文有所启。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有三：1、基督信仰和中国文化是不兼容的，非此即彼的。2、人是文化的主体，只能从作为方法的文化去契入，思想的、学术的、伦理的、美学的。3、基督信仰在现代中国的少数地位、边缘处境，似已是历史的预设。

　　对于第一个观点是认同并历来很清楚，所以写了不少的文章强调福音和文化的垂直更新关系。如果从文化融合交流来传福音，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历史实践上都证明是条死路。基督信仰传华有十五个世纪甚至更长的历史，本土化却迄今未能成功，根源恐怕就在这里：“中国文化心理的基本前设，与基督信仰的基本前设，并不相通；接受或持守其一，则必放弃另一。”什么意思呢？圣经启示乃蕴涵着有目的的宇宙，是一个直线的救赎计划的历史。这个历史结构的底蕴是人的罪，人意志和理性的堕落，和人的无力自救。而中国文化视野中，根本没有具有神圣指向和神圣秩序的本体界和现象界相分离的观念。历史进程从来不是体现一种神圣目的的实现，而是在未知有知之间的以人的努力为转移的自足结构。这种观念、结构下的中国文化有封闭而盲目的自满性。用大白话来说，基督信仰和中国文化难能兼容，有我没他，有他就没我。“多一个基督徒，少一个中国人”不是没有一点道理。而佛教和中国原有文化，本质上是一路货色，都是以人为立足点，也没有神圣目的论。交手几次，就成哥们。

　　从这个角度，唐逸先生在这篇文章中写到：“理论上，如果一个中国人皈依基督信仰，必放弃非神圣目的论的世界观历史观。如果他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教养的知识者，必经历一番深刻的传统文化批判反省和调整的自我改造过程。如果皈依者是一个未受高深教育的普通人，而又对教义有相当的理解和执着，则他必在固有的中国式生活态度上做出相当深入全面的改造和调整，包括对罪与人性，对善与恶，对生与死，对人际与家庭等的感性态度。”对此套用毛氏语言，可表述为：不破不立，大破大立。只有破解中国文化的根底性顽疾，并狠狠拆毁，才能重建。

　　第二个观点唐逸先生是这样论述的：“然而中国文化心理既然不主神圣目的论，也就将文化和历史视作变化不已、流动不息的可塑性对象，而突显出人的主体性。因此，可将文化视为方法、人存在的形式。文化是过程而非实体，是方法而非本体。文化是人的精神产物，是与自然相对待的人之语言行为所构成的精神及物质结构。一旦形成，便成为意义的本原，有极大的相对稳定性格，故易被视为不变的实体。然而文化并非自在，不可能脱离人这个主体而存在。因此，只要人的存在生生不息，作为方法的文化亦必生生不息，恒常流动。如果主体的人处于生生不息的过程中，时时寻求新的意义，那么作为方法的文化便是寻求新意义的形式。新的意义蕴涵新的关系，新的关系蕴涵交流与融会。在此意义上，中国文化的性格中涵有与他种文化包括基督信仰融会的可能性”.

　　在这一理论基础上，先生提出了基督信仰在中国文化中的四个契入点：“一、思想的契入点。中国文化的基本态度是一种非神圣目的论的世界观历史观，即视时空与历史为一生生不息但却不可确知的自然过程，其中不可能涵有神圣的创世目的和计划，以及与此相关的启示。然而中国文化同时亦十分注重变易、创造、探求新的生存意义。当中国文化的自信处于相对低潮之际，印度佛教曾以”无“为契入点，融入中国文化，很快便超越”本无“而引入”性空“的信仰。基督信仰没有理由不可以从神圣观念（而非由世俗观念如”孝“）为契入点寻求共同的语言。关键在于以同情的态度深入精研中国文化。二、学术的契入点。基督徒学者的学养越精深，则理解和运用全部中国文化资源的可能性越大。大凡外来信仰，能否融会中国文化，与其能否以艰贞卓绝的成绩立足于中国学术有莫大关系。三、伦理的契入点。中国文化注重履践，对宗教生活的需求，以及对一种宗教的接纳，往往以传布者的人格表现为归依。四、美学的契入点。中国文化注重美感。中国人与宇宙自然以及超越的道之交流，常在美感领域”.

　　这四个契入点简而言之，在思想、学术上，以同情的态度精深研究中国文化，并领悟把握到基督信仰的深邃要义，从而在基督信仰对中国文化的关系和益处上做出卓越的成绩。中国文化虽早就接触到基督教文化，但对其精义一直不太明白；在实践生活中活出基督，中国人喜欢看人，基督徒有好见证，容易引人归主；在表现和形式上，弄得美妙一些，因为中国文化是一种混沌、粗朴的肉感文化，却喜欢以精美的形式来呈现，并追求在犹抱琵琶半遮面中的欲仙欲死。提出的这四个契入点是有深刻见地的。目前传福音在这四个点上都还很薄弱，浮浅的多，沉下去有力量的少。

　　第三个观点是唐逸先生冷静、客观甚乃悲观地认为基督信仰在中国的传播难以成功，它在中国文化中只能是边缘处境、少数地位。先生提出这个观点基于：1、在现代社会，基督信仰衰落已是定局。2、在中国当下语境，只能是个人接受福音，已经没有整体选择的历史条件了。3、现今的人们更愿意接受普世价值，追求普世体制的市场、法治和科技。对此先生写道：“基督信仰在西方不仅早已由普世的社会体制降为多元价值中的个人抉择，而且在上帝已死和科技至上的气氛中，亦早已退居少数地位。在中国的新生途路中，对异质文化的需求，亦仅能通过个人的抉择，而非社会整体的抉择在历史演化中渗入中国的文化传统。在现代社会中，具有普世社会体制的资格者，惟有市场、法治和科技。一切宗教信仰，或超越法律的价值，皆属个人抉择。故基督信仰，或任何其他超越性的信仰，其在现代中国的少数地位，似已历史地预设”.

　　读完此文，不仅有获，也想哈利路亚。收获在于更加不为一些神学教义的字面所缚，坚信基督信仰是全世界的救恩，全人类的福音，并不受文化形式的局限。基督信仰在中国的传播，应着重在根要上做文章。根要在哪里？“福音的传播，便是由一种话语结构中的意义，按照同一信仰在另一个民族中唤起的信心、希望和恩典，成为该话语结构中的意义，故必受该话语结构建构意义的方式，包括文化传统、哲学理论之制约。”不论怎样的契入，在一个民族中因着福音唤起它的信心和希望，以恩典来实现恩典的拯救，才是最紧要的。具体到基督信仰在中国本土化的三种类型：语义的采纳、观念的折中、价值的完成，无乃技术性的、形而下的器。

　　不独在当今中国，在上帝掌管的人类历史，救恩从来都是其间的细流。无论是耶稣的传道，还是神学家的精辟，早就指出这点。主说：“蒙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奥古斯丁说真正得救，得享天上筵席的从来就是少数。常记住自己天国子民的身份，盼望公义的冠冕，这样的持守是上帝悦纳的，也是艰难中的恩典。愿一生行在神托付中的天国子民力上加力，恩上加恩。上帝说：“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拔出、拆毁、毁坏；我所说的那一邦，若是转意离开他们的恶，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与他们。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建立、栽植；他们若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不听从我的话，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所说的福气赐给他们。” （耶利米书18:7-10）求主兴起吾国吾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