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圣经中存在着不同的文学体裁，有叙事文，诗歌、格言、比喻以及书信等。这些不同的体裁使我们看到圣经的真理乃以不同的方式呈现。有的以非命题的方式呈现，有的则以命题的方式呈现。简单来说，以命题形式呈现的主要有上帝与列祖所立的诸约，摩西所颁布的律例典章以及新约书信，其余的部分乃是以非命题形式呈现。在前文笔者已经讨论了叙事文体及叙事神学，现在，笔者想进一步陈述诗歌文体。

　　一、诗歌的特征

　　诗歌不像叙事文那样有完整的历史情节，但诗歌比叙事文更加直接与强烈。因为诗歌的主要表现手法不是“叙事”，而是“抒情”或“写意”，故此是比较主观，通常带着作者强烈的情感。我们可以拿《诗篇》做个比方。在《诗篇》中除了“赞美诗”、“弥赛亚诗”、“训诲诗”之外，还有“哀歌”及“咒诅诗”。尤其是“咒诅诗”，我们觉得很难解释。因为保罗教导我们，作为基督徒，只可祝福，不可咒诅。既是如此，我们又如何去理解诗人对仇敌的咒诅呢？我们常说，基督徒要恨恶罪恶，但不要恨恶罪人。可是在这些咒诅诗中，我们明明看到诗人不仅恨恶罪恶，同时也真的在恨恶罪人。难道是诗人的信仰有问题？还是我们对这个问题没有全面的认知。如果基督徒不可以恨人，那么我们该如何解释旧约的圣徒存在恨人的这个现象呢？

　　有一次，一位信徒与笔者讨论有关《诗篇》一百三十七篇第八至九节的解释。因为那两节经文明显与上帝爱人的宗旨相违背。那位信徒认为应该将第九节的“婴孩”灵意化，解释成别的意思，比如，“罪恶”，而不是真正的婴孩。如果将第九节的“婴孩”理解成“罪恶”，那么将“罪恶”摔在磐石上的便为有福。这样来理解就与上帝爱人的宗旨没有矛盾了。虽然如此，用这种方式解读明显不合经文的上下文。我们将“婴孩”解释成“罪恶”，就是将自己的意思“读入”经文，而不是将经文的意思“读出来”。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来理解这两节经文呢？我想，我们必须承认诗人的确仇恨巴比伦人。可是，这并不代表，我们也可以效法诗人的仇恨。另外，诗人用如此强烈的措词来表达他对巴比伦的仇恨，并不代表他真的就要报仇雪恨。那些真正想要报仇雪恨的人通常是不会将藏在心里的恨说出来的。比如，大卫的儿子押沙龙，他虽然憎恨暗嫩，可表面上却让人一点都看不出来。笔者的意思是，《诗篇》一百三十七篇的作者固然仇恨巴比伦，但在这篇诗中，一方面，他是因为爱上帝及爱以色列而痛恨巴比伦，另一方面，这种措词只是表达了诗人对巴比伦的愤怒，而不是说他的心中有什么恶毒之处。也许，有人会说，基督徒只能发义怒。没错！不过，除了耶稣外，人所发的义怒有可能不带任何一点血气吗？我想，就连摩西也不一定能完全做到。毕竟，除了耶稣外，每个人都是罪人，就算他是一个常常被圣灵充满的人，今生今世，也不可能完全。圣经为什么要将摩西、大卫等属灵伟人的缺点记录下来？就是为了让我们这些读经的人不要把他们当成偶像来拜。另外，上帝是诚信真实的上帝，他不可能为他的仆人作假见证。

　　诗人虽然有愤怒，甚至可能有仇恨，却并不代表我们就可以用一种简单的“非黑即白”的道德标准来评判他。相反，我们应当进入诗人的处境，充分体会他的心情，然后问自己，如果那个沦落在巴比伦，亲眼见到自己的同胞被虐被杀的人是我，会有什么样的心情，我又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或许，我们可以先不讨论作为一个敬虔的基督徒应不应该对那些抵挡上帝的人表示愤怒？我们先来问自己另外一个问题，即我们信了主以后还会不会恨人？虽然我们在外面都会装出一副很属灵的样子，但在内心深处真的对那些伤害自己的人没有半点愤怒吗？在祷告中，没有流露出任何对人的不满吗？如果真这样，为什么，我们很多的祷告都像在控告呢？不是说，祷告的话语里面没有愤怒的措词就表示祷告的人没有愤怒。恰恰相反，我觉得那些控告人的祷告还不如诗人的祷告显得更加坦诚。诗人的祷告是完全在上帝面前的倾心吐意，没有任何“指桑骂槐”的成分。他的心中有愤怒，就向上帝自然地流露了出来。故此，这篇诗即便是一篇咒诅诗，它仍是“赞美诗”的一部分。因为上帝不单喜悦我们的赞美，同时，他也喜悦我们向他“和盘托出”。

　　笔者从咒诅诗这种特殊的诗歌体中发现诗歌最大的魅力还不是言语的精炼，而是情感的抒发与真实的呈现。有的时候，某些诗运用了夸张的修辞手法，不过，笔者对这种夸张的理解，不是“添油加醋”，而是为了将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情感“逼真地呈现出来”。

　　二、基督徒的崇拜与圣诗歌

　　圣诗与圣乐是基督徒公共崇拜的重要标记。我们能想象一个没有任何圣诗与圣乐的主日崇拜吗？毕竟，教会是圣灵的殿，是一个敬拜上帝的地方，而圣诗与圣乐乃是构成完整崇拜必不可少的环节。每个礼拜所唱的诗歌都十分相近，但为什么信徒们总是“百唱不厌”呢？看来，我们真的不能单从理性的角度去解读诗歌。诗歌不是单单用来“学习”或“理解”的，而是用来“敬拜”的。虽然人们所唱的是同一首歌，但每个人在咏唱圣诗的时候，其对上帝的敬拜却是独一无二的。

　　在教会历史中，教父们为了让初学者尽快领会基督教要义，他们不单将复杂的教义制作成简明扼要的信条信规，更是将归纳出来的要义制作成诗歌，让人们咏唱。在基督教发展的过程中，圣徒们陆续创作出了大量诗歌，有些诗歌脍炙人口，经久不衰，比如，芬妮克罗斯比（Fanny Crosby,1820-1915）所写的《荣耀归于真神》（To God Be the Glory）、《主凡事引导》（All the Way MySavior Leads Me）、《安稳在耶稣手中》（Safe in the Arms of Jesus）、《有福的确据》（Blessed Assurance）、《莫把我弃》（Pass Me Not, OGentle Savior）等。

　　在崇拜中，一首经典的圣诗所带给人们的感动并不会亚于一场精彩的讲道。因为圣诗是从圣徒的属灵经历中流淌出来的精华，与信徒的生活、侍奉及他们的心路历程更加贴近，故此往往更有生命力与感染力。笔者本人也很喜欢唱圣诗。笔者不是唱唱玩玩，而是将听诗与唱诗当成是在上帝面前的祷告与敬拜。在这个过程中，笔者常常被感动，颇有得着。

　　三、从诗歌体反思基督教在中国文化处境中的发展进路

　　1、创作圣诗歌

　　圣诗创作是促成基督教本土化的重要途径。笔者对赵紫宸先生的神学思想有一定的了解。笔者发现赵先生除了学识渊博、精通神哲学外，更是一位难得的基督徒诗人。他一生写了好多诗，有些是依据圣经的内容，比如，福音书中的相关片段改编而来，有些则是他自己的人生经历，比如，他在被日军关押期间写了大量的诗。赵氏尤其注重为教会及信徒写诗。虽然他已经是一个诗人，但在创作圣诗方面，他却一丝不苟，一定要细细斟酌，直到满意方可。由于圣诗创作的难度颇大，赵氏认为，中国教会还是应当以翻译与改编西方圣诗为主，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上中国信徒自己的创作。可见，赵氏并未盲目自大，在他看来，那些流传至今的西方圣诗是全人类的财富，中国教会也理当继承。另外，翻译并不是简单翻翻过来，乃是一种“再创造”。翻译圣诗的人不仅要精通中西文化，更当有深刻的属灵经验，才能洞悉圣诗中的意境，译出好的作品来。

　　目前，中国教会，不管是三自还是家庭，所用的诗歌无外乎这两种，一种是西方圣诗的译作，另一种就是华人基督徒自己创作的诗集，如《恩泉佳音》及《迦南诗选》等。一般来说，这两种诗歌都会被运用在主日崇拜中。有些诗歌本，如《新编赞美诗》便同时含有西方译作及华人基督徒自己的作品。这些诗歌，有靠近古典的，也有比较现代风格的，还有一些则带有浓厚的基督徒灵性经验的色彩。可以说，琳琅满目、应有尽有。故此，单从数量来说，教会在诗歌这块上是不缺的。不过，有数量并不代表有质量，在圣诗创作这一块上，教会显然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资源匮乏的时候，只要有歌，不管它的内容怎样，都会拿过来用。现在，诗歌多起来了，我们仍是不加分辨，拿来就用吗？由于大多数教会并未制定有关诗歌甄别的制度，故此，在选诗方面就缺少一个明确的依据，而盲目选诗的结果也会造成某种程度的“混乱”。

　　我们都知道，圣诗歌也是由歌词与歌曲共同组成的。故此，一首好的诗歌必须同时注重歌词与歌曲的创作。在歌词方面，诗歌固然是比较主观的，可以抒情达意，但也不能主观到没有内容或者与圣经的教导相抵触的地步。从这方面来说，圣诗歌的歌词是需要受到圣经与正统神学的制约的。至于曲调，不要盲目选用流行歌曲或民歌的曲调，因为那些调子已经被赋予了特定的含义，人们一哼起这些调子就会想到那首特定的歌曲。我们将流行歌曲的歌词去掉，换成圣诗，结果就是当人们的嘴巴在唱圣诗的时候，心里想到的还是那首流行歌曲。这就等于亵渎了这首圣诗。

　　在圣诗创作方面，笔者特别想说的一件事就是将圣经故事及基督教教义改编成朗朗上口，易记易背的诗歌。尽量用生活化及经验化的语言来阐发圣经及高深的神学教义，使圣经真理通俗化，使基督教神学能变成一种“圣经文化”。这种变化不仅使圣经真理与神学教义能普遍影响教会，也能深入社会，成为文化的一部分。只有这样，基督教才能更接“地气”。

　　2、深入挖掘《诗篇》中的宝藏

　　有些改革宗人士因着持守“敬拜的限定性原则”，他们坚持基督徒在公共的崇拜聚会中只能唱诗篇。虽然笔者并不赞同这个观点，但笔者欣赏他们对《诗篇》的注重。笔者虽然并不认为基督徒只能唱《诗篇》，但笔者同时认为，今天很多基督徒都忽略了《诗篇》的功用。如果我们都能像改革宗人士那样重视《诗篇》，将《诗篇》运用在教会公共的崇拜生活中，那必然会给教会带来更大的祝福。因为《诗篇》本身就是用来唱的，可如今，有多少教会，是将《诗篇》用来咏唱的呢？有关将《诗篇》改编成圣诗，笔者比较有感触的是《新心音乐》事工所创作的两首诗歌，一首是源于《诗篇》三十二篇，另一首则是来自《诗篇》五十一篇。除此之外，就是几乎每个基督徒都会唱的那首诗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同时也是来自《诗篇》。既然已经有了成功的例子，我们便更加确信，《诗篇》是可以改编成“圣诗歌”的。《诗篇》中的每一篇诗都应当改编成，诸如，二十三篇、一百五十篇那样的脍炙人口的圣诗。

　　除了将《诗篇》全部改编成“圣诗歌”外，笔者还认为，我们有必要深入研究《诗篇》，从人生经验的角度来重新看待神人关系。这种研究可以使我们突破对“上帝”的固化与僵化的认知，而开启一个新的视野，让我们看到诗人所经历的上帝是一位怎样的上帝，以及让我们看到诗人在践行信仰的过程中，他有什么挣扎，有什么成长，有什么经历。可以说，《诗篇》是最容易让人产生共鸣的。因为信仰并非抽象的道理，而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经历。这不是说，我们可以将“经历”取代“真理”，乃是说，“真理”必然是透过这些活生生的个体彰显出来的。我们需要教义，同时也需要这些活生生的见证，好让我们从他们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认识自己的问题，找到解决的门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