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 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祂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祂一同显现在荣耀里”。  （歌罗西书3：2-4）

　　在神里面，雅典与耶路撒冷有何相干

　　随着信仰的进深，更多读经、祷告、思想、反省，我领受、发现圣经启示恩赐的和诸多神学、教义不是一回事：现在传扬的甚至占主流的教导虽同在讲基督，但讲的不是圣经里的基督，天上来的基督，更多是人理性里的基督，文化符号的基督。可从启示来看，福音和文化不是一个路径，因着耶稣基督有了交集，但天就是天，地就是地。“雅典与耶路撒冷有何相干”！难怪主耶稣说：“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约翰福音3:12）

　　难道我有病？我信得太浅？再去翻书，并沿着历史回溯，呵呵，阳光底下无新事，早有好多、好多在我前面的。单是鼎鼎有名的，从德尔图良、帕斯卡尔、基尔克果一直到舍斯托夫、卡尔·巴特等大神学家，连尼采、海德格尔、施特劳斯等影响世界的重量级哲人，也都反对雅典和耶路撒冷的结合，有何相干，没有关系的，让桥归桥，路归路吧！虽然他们反对的各自立场并不全然相同。

　　“雅典与耶路撒冷有何相干”这句名言语出“第一位拉丁教父”德尔图良，他是迦太基学派的创始人。迦太基学派所持的神学观和研究方法与亚历山大学派几乎针锋相对。亚历山太学派追求以希腊哲学观念来解释基督教教义，将神学哲学化或将哲学神学化；迦太基学派则认为神学和哲学之间无法调和，在讲神学时应当弃绝所谓的哲学理性。德尔图良坚决不同意把希腊哲学混入神学，而是把基督教教义当作耶稣基督赐给人类的“新律法和新应许”来看待，认为基督信仰是一种属神的“大愚拙”，但是这种“大愚拙”却比人类有一切的哲理更加聪明，根本不是自诩为集智慧大成的希腊哲学所能想象的。三位一体说、原罪说，神人二性说等的首倡者都是德尔图良，这些亮光恐怕确实不是人能想到的。

　　尼采提出的“上帝死了”，很多人无法理解。其实尼采对圣经和时代有极深的洞察！从圣经和人类历史对照纵观可看见：上帝不活动，言语稀少甚至在深深地沉默的时候，正是人在地上大大活动，文化甚是繁荣的时期。尼采说上帝死了，不是人头脑中的生死相对的死，而是说现在上帝沉默不动，人就大大猖狂，导致作为上帝的人死了--人们正大踏步走向物化：因上帝的光辉与灵性不复存在，本是上帝的杰作，宇宙至高存在物的人，退落成华丽的坟墓！尼采何等痛心，他向理性挑战，强调生命的权力意志。强调到自己都疯了，从这点，他更像旧约的先知。可惜尼采绝没有想到，他成了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先驱。尼采更疯狂呢，还是时代的文化更疯狂呢，上帝才知道！

　　这里我不想做任何学术研究和争论，仅仅在思想歌罗西书的这处经文。说得很清楚啊：过去的我们已经死了，现在得救的我们的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是藏在神里面，不是藏在文化里。是生命藏在神里面，也不是文化藏在神里面。有文化的、没文化的，在神眼里看重的都是生命，生命是平等的，生命也只有在神里面才在永恒里。所以新造的人不要思念地上的事，仰望天上，超越地上，不在永恒里的有多少价值可言呢？

　　在基督里，雅典与耶路撒冷的相遇

　　可事实上，在基督里，雅典与耶路撒冷相遇了，并且是大拥抱、大交汇。新约的写作明显受了希腊影响。比如在希伯来思想文化中，凡事都是一元论的，上帝造的一个人就是整体的一个人，所以“身体”与“肉体”等同，神同样看重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乃是神的殿！但为了向希腊哲学影响下的人传福音，保罗又借用他们的词汇，将“身体”与“肉体”的语指和意思做了分别。不仅传福音需要，面对种种质疑和异端也需要。由此“哲学体系性地大规模进入基督教信理，相当程度上与护教传统有关；当基督教神学-哲学传统完全建立起来后，基督教那与犹太教相冲突的启示理解，就不仅仅是一种质朴而单纯的”福音“信仰，而毋宁是一种为建立在整套形而上学基础上的本体-神学（海德格尔语）教义体系所支撑的、极为复杂的大公信仰了”。

　　这一过程从有益的方面来说，或真心或假意，福音总被传开了。由两希文明结合的基督教文明成为了人类文明的奠基，对文明的进程推动功不可没。从有弊的方面来说，西方文明一直挥之不去的理性焦虑的张力中。雅典与耶路撒冷的关系其原初含义是哲学与律法的冲突，而非理性与信仰的关系、冲突。耶稣道成肉身，被钉十字架，复活升天这一上帝的言语在被传开的过程中逐渐发展出基督教，基督教把这一启示理解为信仰，本身就已经相当程度上转化、缩减并化解了雅典与耶路撒冷的冲突，即把哲学与律法的冲突，转化、缩减、化解成了哲学与信仰的结合，从此出现繁冗庞大的基督教神学。神学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争论和争夺神学和哲学的各自当有的地位，表现为理性和宗教、教权和政府等的互动、消长、砥砺，这个过程的此消彼长影响主导着西方历史的发展。

　　从历史来看，雅典和耶路撒冷之间的转化、缩减在一定程度上相得益彰，共有促进，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三败俱伤：信仰、哲学、敬虔的生活，都受到了伤害。所以施特劳斯反对理性哲学与宗教信仰的结合，认为信仰明显伤害了哲学，他进而主张将启示从信仰恢复为律法这一原初含义的基础上，恢复雅典和耶路撒冷的冲突，从而恢复哲学的生机勃勃，同时也修复敬虔的信仰生活。仔细一看，福音和文化的关系问题西方已经深刻地讨论到这个地步。却有“国粹精英”说：西方文化的问题只有靠东方来解决，东方的思想是注重和谐、没有这种冲突的，以后世界是东方的时代了。哈，说这些话的人夜郎自大到别人夫妻在吵架，自己还没搞懂，就想做审判官了。

　　在高天为王的主耶稣为了罪人降卑，受死、复活，带给世人得救的盼望，得以领受新的创造。基督居然是我们的生命！这实在是人脑无法想象和测度的。这意味着人再发达的理性都不能离开被造物的本位，同时人的理性有了被拯救、提升的可能；意味着人再怎么偏离，只要回转都还可以归正，重新出发，不断重新获得被开启的智慧和创造的活力。这是根本的，也是重要的！那种把基督当道德监督，将信仰局限在宗教伦理一隅的，何尝不是在买椟还珠？如果是这样，祂显现的时候，我们怎样与祂一同显现在荣耀里？靠理性，靠道德还是靠行为？那不是让十字架落了空吗！

　　在神州，中国、雅典与耶路撒冷十字架下交锋

　　交锋、绝对是交锋，现在更是争战的胶着状态。很多人提文明融合，未尝不是激烈的争战。这正是罪人的光景：谁都想自立为王。尤其鸦片战争后的文化交战，眼前的局势是：雅典暂时虎踞上风，中国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弱势的耶路撒冷在开始进攻。可谓群雄逐鹿神州，三国大战难见分晓。

　　为何难见分晓？首先稍微看一下，为什么是雅典先和耶路撒冷遭遇，而不是中国？耶稣的门徒当时大部分是向东传的，没想到西方先开花结果。为什么呢？简单来说，西方因希腊理性哲学先预备好了土壤，种子一撒下去就容易结实。那时受希腊影响的罗马人，尤其罗马的精英们以哲学思辨为荣，反复讨论追问真理是什么？彼拉多审问耶稣后都一再自语：真理是什么呢？这是当时很时尚的话题。所以保罗看见那“未识之神”的牌子就跳起来大声介绍：嘿，你们一直想认识的未识之神就是耶稣，祂才是上帝，独一的真神。而在中国，有多少人关心真理呢？关心肉体还来不及呢。早有学者指出中国文化其实是流氓文化（流氓的原意，流亡的无业之民），难民文化。怎么活下去，怎么把肉体安顿好就不错了。加上中国几千年的“怪力乱神”垂而不死，腐而未朽，华夏民族要“出埃及”比当时的以色列出埃及还要复杂、困难得多。

　　所以在中国做福音预工的工作量非常大，要让一个连理性都不太知道为何物的民族接受理性之上的真理，不是一般的天方夜谭。从这个层面，以前的西方宣教士带来的文化交流、办学校、建医院等都是在铺路，中国本土受西方淫染而发起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市场经济，甚至包括马列主义都在起预工作用。在这种局面，想靠基督教文化得胜，做梦吧。撒旦从来不怕文化。不要以为现在越来越多的教会活动、越来越多的基督教出版物就可以乐观。撒旦和政府都知道这些动摇不了它的国，并且基督教的亲子、婚姻、商业、经营等这类东西和“雅典”相比太小儿科，和“中国”相比太缺少经验。

　　争战虽如此厉害，可谁胜了世界呢？我们的主，谁打破了撒旦的头？我们的神。真正地归耶和华为圣，传悔改的道与赦罪的恩。新人就做新事，新人就当有新气象，因着我们在基督里的生根建造，显明莫大的能力出于神。 “既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歌罗西书2:15）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