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华人基督教联会教育部举办之「基督教与中华文化对谈系列」讲座之「国情、人情、天情——如何回应家国的礼崩乐坏」，第四讲已於二月二十三日晚，在联会教牧中心举行。当晚由新亚研究所助理教授、佛学专家陈沛然博士主讲「从礼崩乐坏看佛学的本土化历程」；建道神学院神学研究部主任郭鸿标牧师主讲「基督教在中国本色化历程」。

    陈沛然博士表示，中国文化不会排斥外来文化，其具备开放性、有胸襟、气派去包容外界的东西。在七百多年前，在中国思辨能力最高时，印度佛教进入了中国。佛教能够传入中国，乃因在东汉永平年间，汉明帝夜梦神人，他於永平七年公元六四派遣使者十二人前往西域访求佛法。佛教最鼎盛时期在唐朝，佛教在中国的本土化十分重要。

    陈博士解释，宗教若不能本土化，会引致文化冲突，例如沙门不敬王者论，又如：太平天国之乱，其失败的原因在於烧孔庙、烧寺堂，破坏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反之，宗教若能本土化，特别是争取了皇权同意，就更加方便传播，例如，玄奘取经回长安，太宗亲率文武百官在朱雀桥迎接。陈博士表示，佛在中国的本土化体现在多个层面，包括：佛的形象本土化，佛在印度是瘦版的，在中国的形象是胖版（中国人认为胖是有福气）；僧侣衣着服饰之本土化，因着中国的环境气候不同而有所改变。义理之本土化，佛教与中国文化之儒、释、道三家的哲理有相通之处；佛经翻译之本土化等。

    郭鸿标牧师表示，从基督教（更正教）一八零七年来华起，一九一一年迅速发展，信主人数增加近二十万，接近过去一百年信主人数的总和。若将非基督教运动（一九二二至一九二七年）作为中国基督教本色化的起点，本色化的重点就不限於文化层面。同时强调基督教与帝国主义没有关系、强调基督徒是爱国的、努力将基督教植根中国。他又提到，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中日战争时期，中国教会在国家危难的时候走上更加独立的道路。抗战时期中国教会致力参与服侍身陷苦难深渊的同胞，例如：开办学校、医院等。

    郭牧师认为，「本色化」这个观念，本来泛指文化、本地化、与中国社会政治处境的协调适应。所以「基督教在中国本色化历程」，包括外国宣教士传教方式「本色化」，教会领导「本色化」或华人化，教堂建筑「本色化」，教会礼仪「本色化」，基督教诗歌「本色化」，基督教神学观念「本色化」、政教关系等。然而，他又认为「本色化」应该兼顾被动与主动两方面，被动是主要针对外在的环境的挑战，作出回应。主动是主要按中国教会的需要建构针对中国文化处境的神学论述，发展中国神学的思想体系。

    郭牧师认为佛教在中国成功地植根，原因是佛教将抽象的义理，转化成人生哲学，人生智慧，具备一种普遍化的效力，所以，具备普遍化的效力人生哲学，加上因时制宜外在的形式的转化，例如制度、形式、服饰，甚至神灵的形象由印度男性留须的观音，转化成为女性等行动，形成一种「本色化」或「本土化」的结果。郭牧师认为参考佛教本色化的例子，基督教应该一方面发展灵修学，介绍圣经的人生智慧，另一方面将抽象的教义转化为与人的生活、存在意义有关的人生启迪。至於谈在礼崩乐坏的处境下，基督教能够对中国有何贡献，郭牧师表示，就是在近代的历史里，很多基督徒愿意承担民族的苦难，将自己的专长贡献社会，改革社会。他鼓励信徒把基督教的精神在社会上活出来，让人知道基督教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