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五年，为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 1832-1905）创设之内地会来华宣教一百五十周年。该会来华宣教，成绩斐然，深受海内外教会人士之垂注。故台湾中原大学、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及中华基督教内地会（台湾OMF）遂合办「惟独基督：内地会来华150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借以纪念内地会来华宣教的贡献。原来此位被誉为新教「罗耀拉」（Ignacio de Loyola）及「信心差会之父」的戴德生，于一八六五年来华创设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网罗欧美各宗派的传教士，同为福临中华事工而献身。内地会为一跨宗派的宣教团体，以广传福音为职志，而以仰望上主为信心，不靠募捐、举债，只靠上帝感动信徒，按时奉献，支持该会在中华大地发展传教事工。

　　自两次鸦片战争（1839-1842, 1858-1860）以降，清廷战败，签约开放教禁，欧美各宗派传教士纷纷入华宣教，主要以沿海、沿江省份为据点，相继于城乡建立各自的传教事业，向华民宣教。然而内陆之西北、西南及边疆省份，仍然为宣教未得之处女地。

　　时戴德生起而创立内地会，宣称「假使我有千镑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有千条生命，决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以此牺牲决志，领导欧美传教士及华人教牧、助手，奋起为基督，努力由沿海至内陆传教。该会以「基要派」强调原罪，重视信徒属灵生命，以及穿华服、习华语的「本色化」传教特质，采用巡回、医疗及教育传教方式，深入广大之中国农村社会，进行布道，拯救亡灵。而其传教士之足迹，由是遍布江苏、浙江、福建、安徽、两湖、山西、陕西、山东、直隶、河南、甘肃、四川、云南、贵州以至西藏、新疆、内蒙、东北各地。其中西南、西北、东北及边疆省份的开教，皆由内地会首开其先，促成「福临中华」得以成为事实。内地会对华宣教之贡献，于此可见。此即本次研讨会召开意义之所在。

　　研讨会于台湾著名教会大学─中原大学之图书馆国际会议厅举行。出席者包括中、港、台两岸三地及美国的华人教牧、学者，共聚一堂。藉对戴德生及内地会布道的历史追寻，共同领受近代中国教会史上此一「福临中华」的「壮举」见证。会议一共举行两天，首天即由中原大学校长张光正及中华基督教内地会总主任致开幕辞。张校长特别于开幕辞中，说明中原大学创办者张静愚（1895-1984）与内地会的渊源。继由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总干事，被誉为「近代中国基督史研究领港人」的林治平教授，发表主题演讲。讲题为〈理念与符号─一个思考如何解读基督教与中国社会的模式初探〉，林氏首先指出基督教信仰及理念是普世性，然落实于生活则形成一套符号系统，具有其自身文化社会历史的脉络。进而说明近代东传的基督教，乃具有西方欧美「地域性、特殊性的基督教符号」所形成的信仰理念，入传中国，有异于中国本土的历史、文化与社会。故于清末、民初，遭受国人以本土认知的文化脉络起而反教。而内地会来华宣教士坚持执行本地化、本色化的宣教策略，因而取得在华宣教的成效。该会从而拥有丰富的异文化宣教经验，深值研究。林氏进而反思当前华人神学院教育的护教学，所谈多以「西方教会史、宣教史上所遭遇的难题」，而忽略对中国哲学、历史、社会文化的研究，有失偏颇。故希望神学院此一教牧培训养成所，能够重视本色化，成为能「进入中国文化大河，渗透基督教神学奥祕的顶尖神学家的出生地」。所论尤为发人深省，深值关注。

　　与会学者所发表论文，计共十五篇：包括来自美国黄锡培：〈内地会期刊《亿万华民》（China's Millions）内珍藏之真实史料〉；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所陈建明教授：〈清末民国时期中国内地会在西南地区的文字事工〉；美国波士顿郊区华人圣经教会陈一萍：〈台约尔与中文活字铸造〉；香港崇基神学院院长邢福增：〈时代巨变下的杨绍唐〉；笔者之〈内地会华牧：苏佐扬牧师（1916-2007）之生平及传道〉；OMF饶以德：〈聚焦现代社会的未得之地─内地会在台湾的策略调整〉；OMF宣教士袁瑒：〈中国内地会─海外基督使团（CIM－OMF）宣教士团队之去欧裔化进程〉；OMF总主任冯浩鎏：〈医者乎？牧者乎？中国内地会的医疗宣教及本土化教会〉；建道神学院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研究中心顾问李志刚牧师：〈戴德生牧师创办中国内地会与郭士立牧师创办福汉会之渊源探析〉；上海大学历史系陶飞亚教授：〈单一差会研究的崛起：大陆内地会研究的发展与展望〉；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历史系访问学人张勤莹：〈太平洋战争期间内地会的规范及其对传教士子女的影响─兼论「内地会传教士子女口述史计划」的形成〉；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张丽萍教授：〈中国内地会在中国藏区传教的开创及发展〉；政治大学宗教研究所博士研究生胡其瑞：〈内地会教育事工在当代中国的再现─以贵州赫章县葛布教会圣经学校为例〉；台湾浸信会神学院查时杰教授：〈中国内地会的本色化措施：从传教士取汉姓汉名的观察〉；中原大学宗教研究所吴昶兴教授：〈与我一生（Og mit Liv）：内地会传教士叶永青（Peter Torjesen, 1892-1939）及其山西形象〉等，以下分类论述各学者的论文要点。

　　其一，研究与史料。就两岸三地华人学者对于内地会的研究而言，始于林美玫及蔡锦图二人的专著（注），近日中国大陆学者相继起而投身研究。陶飞亚一文论之甚详，且比较港台两地与国内学者研究内地会之异同。指出港台学者多以「教会史」角度研究，而国内学者则以「基督教史」角度切入。众所周知，史学研究以史料为重，黄锡培借内地会出版《亿万华民》月刊之史料，揭示该刊「珍藏」大量内地会之历史记录。而张勤莹则藉内地会传教士子女（Missionary Kid）之口述历史，提供内地会研究的新史料。

　　其二，内地会西方传教士及华人教牧之生平研究。包括陈一萍研究戴德生岳父台约尔（Samuel Dyer, 1804-1843）藉印刷术的「默言」传教；李志刚探析郭士立（K. F. A. Gutzlaff）创办福汉会对戴德生的影响。吴昶兴探讨内地会传教士叶永青在山西传教及其所建立具有「华心」的宣教形象。邢福增探究与内地会具有关系之名牧杨绍唐，于建国之初参加三自革新运动之历程。笔者探究一度成为内地会同工的苏佐扬牧师，于西北传道及上海文字布道的事工，并指出苏牧于一九四九年后在港事奉乃承袭内地会在华所创的「信心事奉和巡回传道」模式。

　　其三，内地会的传教地区与策略。就十九世纪内地会传教士来华传教的「脚踪」而言，其传教地区，着重内陆之西南、西北以及「藩部」之蒙古、新疆及西藏等地，堪称深入不毛，为福音开拓新领域。自然有异于欧美宗派教会的宣教地域。后者乃以沿海沿江通商口岸为传教据点，逐步扩展，由城镇至乡村，其传教区域仍以「本部」之华南、华北、华中为主。此次研讨会学者的「区域研究」论文，明显得见内地会宣教内陆边省地域的特色。如张丽萍（未能出席，由陈建明代读）报告内地会传教士康慕伦（James Cameron, 1845-1891）及「剑桥七杰」之杜明理（Cecil Polhill-Turner）、杜明德（Arthur Polihill-Turner）等，至西藏传教及建立传教事业的历程。饶以德报告一九四九年后内地会至台湾宣教，因应当地社会、经济脉动而开展对基层的宣教事工。冯浩鎏报告内地会自一八六五至一九五三年间在内陆省份推动医疗传教事工的历程与特质，从而促成本土教会的建立。胡其瑞报告内地会至贵州葛布建立苗族教会，以及于一九三八年创办「贵州彝苗圣经学校」，至二零一一年竟然复办的情况，并以教育改变少数民族困境的传教策略，作为该会宣教成效之依据。陈建明报告清末民国内地会传教士，在西南地区积极推动文字事工的盛况。就此而论，美国学者柯文（Paul Cohen）一度比较李提摩太（Richard Timothy）及戴德生在华宣教策略，宣称前者重视由「上而下」借医疗、教育、文字事工传教而有所得。而戴德生之内地会，则以基层为主，重视口耳相传之传道事工而取得成效。然透过上述学者对内地会宣教的研究，未见该会忽略医疗、教育、文字等传教事工，无疑否定柯文之所论。最后尚须一提者，乃查时杰探讨内地会传教士的本色化，指出该会宣教士除于衣、食、住、行生活层面本色化外。对于姓名汉译，尤为积极。并多从《百家姓》取姓，而取名则重视认同中国文化之涵义，如「德生」、「义来」、「存义」、「明德」、「继宗」等。于此佐证内地会本色化宣教策略之实践。

　　研讨会之结束，乃由戴德生家族之第五代戴继宗（James Hudson IV），以其家族对华宣教传承的使命，讲述〈从戴德生早期宣教经验看内地会宣教策略〉，为研讨会的落幕留下优美的见证音符。

　　此次云集两岸三地及海外华人的教牧信徒及基督教史学者，共同召开纪念内地会来华一百五十周年宣教纪念的研讨会，实为内地会研究的首开风气。不但使教会及学界同仁得悉内地会创设者戴德生及该会欧美传教士、华人教牧同工，在中国西北、西南、东北及蒙、新、藏地区宣教事工的事迹与贡献，同时证明了宣教事工之普世性规画，必须以传道、医疗、教育及文字等事工，相辅相成，始见成效。内地会传教士及华人同工，在中国内陆边省之佳美脚踪及留下的见证，至今一百五十年回首观望，依然铿锵有声，深值记怀与学效。而内地会研究，不但为宣教学提供重要示范例证，亦将成为近代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中不容忽略的一项重要课题。

　　（注）林美玫：《信心行传：中国内地会在华差传探析（1865-1926）》（台北县：花木兰出版社，2009）；蔡锦图：《戴德生与中国内地会（1832-1953）》（香港：建道神学院，1998）。

　　李金强（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