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家庭教会问题是几十年来我国宗教领域内一直没有得到妥善处理的一个“老问题”。家庭教会发展活跃，遍及城乡各地，涉及千百万信教群众。由于长期没有合法身份，家庭教会与政府总体上处于对立状态，冲突时有发生，局部地区矛盾严重。

随着我国社会各个方面的变化，特别是全球化、信息化对我国的影响，我国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与改革开放初期已经很不相同，继续沿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确定的对待家庭教会的政策，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激化矛盾。政府相关部门如果不能面对现实、转换思路，拿出有效的处置家庭教会问题的解决办法，拖延下去，家庭教会与政府的矛盾势必会在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内扩大蔓延，成为未来严重影响我国社会稳定与发展的重大社会问题。

有鉴于此，针对我国基督教家庭教会的现状和政府在宗教管理领域内面临的挑战，结合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验，参考世界各国政府处理宗教问题的模式与经验，本文拟对家庭教会的基本情况及相关问题做一番梳理，在此基础上提出解决家庭教会问题的新思路。

一、家庭教会的基本情况

在讨论家庭教会问题之前，首先需要对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的基本情况有所了解，这是研究、分析家庭教会问题的前提。

（一）家庭教会概述

所谓“家庭教会”，是指中国大陆没有经过政府批准认可的、由信仰基督教的群众自发组织建立的基督教会。“家庭教会”与家庭无关，因其产生初期没有教堂，多在教徒家里举行聚会，因此得名“家庭教会”。 家庭教会不是宗教意义上的教派，不是一个统一的组织，而是一个政治上的概念。家庭教会（house church）在中、英文里已经成为约定俗成的专门术语。国内外学术界、宗教界、新闻媒体对家庭教会定义的理解基本一致：凡在中国大陆范围内与中国基督教三自教会（得到中国政府承认的基督教会）没有关系的基督教组织，皆可视为家庭教会。

在神学教义上，家庭教会有基要派、福音派、灵恩派、以及基督教中的某些少数教派。家庭教会相互之间完全独立，没有地区性和全国性的领导机构。 

1978年之后，政府认可的基督教三自教会系统逐步恢复正常活动，不参加三自教会活动的基督教徒则主要在信徒家里聚会，这些聚会点被政府称之为“私设聚会点”，在“私设聚会点”讲道的人员则被称为“非法传道人”。随着“私设聚会点”人数与规模的不断扩大，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之后，“聚会点”逐渐演变发展为有专门名称的“基督教XX教会”。进入本世纪后，家庭教会开始在全国各地广为流行，各省市自治区均有分布。近年来，家庭教会发展重心已由农村转至城市，影响日益加大，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

家庭教会的人数没有确切统计，政府管理部门认为家庭教会不超过几百万（中国三自教会公布的成员数字为1600-1800万，中国社科院宗教所《2010年宗教蓝皮书》估计的中国基督教徒总数为2305万。按此计算，家庭教会的总数只有500-700万）；海外基督教传教机构宣称的数字在6千万到1亿多之间；国内学术界比较流行的看法是5、6千万，人数多于三自教会。无论哪种数字，都缺乏科学意义上的统计依据。但家庭教会继续在发展，中国基督教内最大的问题是家庭教会问题。对此，政府管理部门、宗教界和学术界非常清楚，无人否认、没有异议。

在国际上，家庭教会问题始终受到欧美等国及国际基督教界的高度关注，是中国与西方国家在人权、宗教领域内相互博弈的重要内容。

（二）家庭教会的成因

长期以来，官方关于家庭教会成因的说法主要有三条：西方渗透说；文化教育科学技术落后说；基层政府管理薄弱说。在此基础上，一些学者加上时代变迁、人口流动、各地特点以及宗教生态环境等因素，就变成了分析家庭教会成因的思维定势和定论。但这套说法回避了问题的实质，没有提供科学的回答。事实上，家庭教会从孕育、出现到发展为今天的规模，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过程，是多种因素在我国社会特定历史条件下共同作用的综合反映，这些原因的主次、性质、类型、作用时期等均不相同，其中最主要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1、政治高压。建国初期，中国基督教界吴耀宗等人联名发表“三自宣言”（自治、自养、自传），在基督教内部发起爱国反帝运动，成立三自教会，教会人士面临政治风暴，后来又经历了肃反、反右等一系列政治运动，王明道、倪析声、敬奠瀛、陈崇桂、杨绍唐、贾玉铭、毕咏琴、袁相忱、林献羔等一大批有影响有威望的中国基督教领袖相继受到批判、整肃或被边缘化。政治高压导致教会出现分化，继续追随被整肃的基督教领袖的部分信徒逐渐在三自教会之外形成了有特色的松散信仰群体，为日后家庭教会的产生、发展奠定了思想与组织基础。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后期，社会上与基督教内的阶级斗争、政治斗争越搞越严重，温州等地甚至出现了以消灭教会为目标的“无宗教区、县”实验。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对基督教的打压达到登峰造极、无以复加的地步，基督教处于被绝对禁止的高压之下，许多信徒产生逆反心理，反而变成了自觉维护基督教信仰、积极传福音的“非法传道人”。政治打压基督教的反作用力导致了信徒特殊的表达途径，以秘密方式进行活动的家庭教会雏形开始形成。七十年代后期，国家拨乱反正，允许宗教恢复活动，家庭教会也得以迅速发展。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政府以打击“呼喊派”、“全范围”等基督教新兴教派团体为名，以搞运动的方式，在全国范围内对基督教中的“非法组织”、“非法传道人”和“私设聚会点”组织过大规模的清理，一度在局部地区遏制了家庭教会快速发展的势头。但每次打压过后，都产生了严重的反弹，就全国而言，家庭教会在打压之后得到了更大的发展。

2、行政管理。我国的宗教管理体制模式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从苏联搬过来的，特点是政教不分、通过行政机构、行政手段对宗教团体的人事、财务、教务进行管理。久而久之，政府管理下的宗教团体变成了政府的下属，事事听命于政府。宗教团体政治化、官僚化、机关化色彩十分浓厚，宗教权威严重下降，逐渐变成了宗教领域内国家扶持的“国营企业”。基督教三自教会就是这种宗教管理体制下政教不分、官办教会的典型产物。三自教会忠实贯彻政府的政治意图，教徒必须在政府指定的场所进行宗教活动，牧师要经过政府批准。因此三自教会尽管在政治上得到了政府的强力支持，但在宗教教务、文字出版、神学教育、国际交流与人事安排上并无自主权，甚至在对属于教会自己的财产上，也没有多少支配权，许多教产至今无法收回。政府对三自教会全面严格的行政控制导致许多信徒对其严重不满、抵触反感。政教不分的宗教行政管理体制使三自教会失去了教徒的宗教认可，大批信徒转向了不受政府控制相对自由的家庭教会，以控制为目标的政府宗教行政管理体制，客观上促成了家庭教会的发展。

3、神学分歧。建国初期中国基督教内有大大小小几十个教派，各教派在神学上各有特色；此外，还存在着以圣公会、长老会、卫理公会、浸礼会、信义会等大教派为代表的“大公会”和以自立会、耶稣家庭、真耶稣会、聚会处、安息日会等为代表的本土派教会及小教派的矛盾。三自教会成立之后，中国基督教内掌权的是以吴耀宗、丁光训为代表的“大公会”和基督教外围组织青年会人士，强调虔诚信仰的本土派教会与小教派对大教派的挤压及其所持的自由派神学观极为不满，他们将吴耀宗等人称为“不信派”、不愿意在神学观上向“大公会”和“不信派”妥协，不接受大教派对中国基督教领导权的垄断，与以大教派背景为主的三自教会高层领导之间对立严重。1958年三自教会在全国范围内搞“联合礼拜”，处于少数地位的教派传统与神学观自然被处于优势地位的大教派的传统所取代，竭力想要保持教派特色的本土教派和小教派对此再也无法忍受，只好与大教派控制的三自教会分道扬镳，成为从宗教上和三自教会保持距离的特殊群体。这是家庭教会产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4、堂点不足。1958年在全国基督教中搞的撤并教堂、“联合礼拜”运动是对基督教的毁灭性打击。该项运动之后，教堂数量大幅锐减，原有教堂多数被改做它用，各个城市仅存的几个象征性的教堂根本无法满足广大教徒聚会的需求，教堂数量少、布局不合理、供求严重失衡。为了满足信仰需要，许多教徒开始在自己家里聚会，自发建立与教会没有关系的“聚会点”。经多年发展，聚会点逐渐扩大为“家庭教会”。近十年来，基督教信徒人数急剧增加，现有教堂严重不足、信徒聚会不便成为各个城市存在的普遍现象，但政府认可的三自教会要建新堂涉及征地与费用问题，到处盖教堂极不现实；有些教会在城市改造、扩建中甚至无法保住原有的教产，要适应不断增长的信徒群众对宗教活动场所的要求，几无可能。与此同时，家庭教会因陋就简，利用各种形式或租或购为信徒提供了就近进行宗教聚会的场所，极大地方便和满足了群众的宗教需要，这是近年来家庭教会发展的一个非常实际的原因。

5、精神需求。基督教家庭教会之所以能在我国迅速发展，并非偶然。有些人对他们原来的信仰感到失望甚至产生了幻灭感，当他们在重新寻求信仰价值的过程中遇到基督教时，感觉到了精神支柱的力量，而完成这一信仰重建过程的载体正是活跃于民间的无数家庭教会。家庭教会为许多人提供了新的人生价值与平等进入公共空间的路径，提供了具体的人际关爱、道德价值以及终极关怀；众多个体通过家庭教会为自己的生命赋予了新的积极意义，现有的各种官方背景的群众组织、社团难以与其匹敌。对信仰基督教的人来说，家庭教会是比三自教会更为灵活、方便、更能满足个体需要的组织形式。亲密的团契活动与可信赖的人际关系，最大限度地在草根层面上为在竞争激烈的社会里感到孤独无助的普通群众提供了“找见组织”的归属感与安全感。

6、时代影响。家庭教会作为一种为千百万信徒提供精神需求的客观存在，不是任何个人、组织凭借主观愿望搞起来的。没有中国社会内在的价值需求与个人信仰的精神需求，没有东西文明的长期交融，没有全球化、信息化对信息与资源的现代组合模式，家庭教会不可能在中国社会发展。全球化、信息化促进了不同文明的碰撞与融合，也改变了基督教的传播、发展方式。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逆转，不同文明、宗教间的渗透与融合不可避免。家庭教会是以本土化的组织形式出现的东西方文化长期交融的产物。

未完待续，敬请期待......

作者为：社科院刘澎教授